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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阿米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現為托雷多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副總裁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時隔六年，阿拉伯人民的生活卻比當時還要來得艱苦。中東與北非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年齡在15到29歲間，失業情況卻十分嚴重。該區政權甚至為了壓迫政治言論表達（political expression），強行關閉媒體頻道，對於大眾示威抗議也是採以暴力鎮壓。

埃及總統以鎮壓統治

即使現況暗示另一場政治覺醒就近在眼前，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卻像個縮影，告訴大家阿拉伯政權無法跳脫獨裁陷阱，而某種程度而言，摩洛哥政府也算在列。

埃及的情形完美詮釋革命如何終結於背叛。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的專制，遠比2011年革命爆發時已經鐵腕統治30年的獨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還要可怕。塞西將自己手上握有的警力稱作「百萬人黑手黨（million-man mafia）」，使得鎮壓成為他政權統治的最高原則。

如果可以改革埃及經濟、讓9500萬人民因此受惠（而且人口每年平均增加200萬人），對任何人而言都是莫大的功績。而這同時也是埃及領導者無法逃避的責任，因為在穆巴拉克統治期間，埃及人民用自由交換大量社會福利和補貼政策，這種情況已無法持續下去。

埃及青年失業率達40％

埃及青年失業率達40％，只有大膽的改革家總統可以把埃及從經濟災難的邊緣拉回來，可惜塞西愧對那些6年前在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的年輕世代，他們大聲疾呼，塞西卻沒給予他們希望，反而扼殺個體意願，讓軍隊主導經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去年（2016年）11月提供埃及120億美元（約新台幣3606億6240萬元）的緊急援助，要求裁撤過度膨脹的公部門、大幅減少薪水支出。埃及公部門目前有600萬人任職（還不包含軍隊和警察）。此外埃及也必須刪減占據國家預算30％的社會補貼。然而或許是害怕爆發更大的社會動盪，塞西遲遲未完成IMF的條件。

更嚴重的是，在政治言論表達方面，塞西允許播放的公共頻道比穆巴拉克獨黨統治時來得少。人權團體「埃及經濟與社會權利中心（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指出，2016年埃及的街頭抗議次數，跟阿拉伯之春前的平均相比，超出5倍之多。一場社會運動情緒正在醞釀，而且遲早都得爆發。

沙國妄想追隨「中國模式」

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以神權統治的帝王政權相對能較輕鬆地平息阿拉伯之春，只要灑大把金錢即可。但受於國際油價下跌還有急速增加的人口數，沙國光是過去十年，人口就增加了25％，因此就如同埃及，這樣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並非長久之計。

今年（2017年）年初，沙國政府被迫砍掉公部門部分薪資支出，還有對基礎消費品的補貼，此舉對政府來說是相當大的風險（這確實如此，因為在4個城市提出抗議後，刪減薪水的政策很快就取消了。）因為政府本身就是沙國公民最大的雇主。

許多國家的獨裁者都深信「中國模式」的非民主發展，但這樣的想法讓他們大失所望。現行的阿拉伯世界要想成為中國，其社經和政治集權程度仍差得十萬八千里遠。

這透露出沙國王儲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企圖完成的野心──將國家經濟從仰賴石油轉型成以現代工業為基礎──還有漫漫長路，而且充滿未知。經濟改革要能成功，必須搭配影響層面廣泛的政治改革，而這必然動搖沙國的根本。

摩洛哥以憲改、選舉回應抗議

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樣，摩洛哥在阿拉伯之春中幾乎毫髮無傷。國王穆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ed VI）當時聰明地以憲法改革和選舉回應群眾抗議，不過現在摩洛哥仍有自己的「突尼西亞時期（Tunisia moment）」要面對。這使人想起阿拉伯之春的起源，街頭商販布亞濟濟（Mohamed Bouazizi）2010年以自焚的方式抗議政府蠻橫無理的騷擾。

布亞濟濟絕望般的行動點燃阿拉伯之春，摩洛哥政府也因為去年（2016年）的一場事件嘗到苦頭。當時摩洛哥魚販菲克里（Mouhcine Fikri）為了搶救被警察沒收的漁獲，遭垃圾車活活壓死，菲克里的死引起摩洛哥北方里夫地區（Rif）抗議聲浪。里夫地區擁有長年進行抗爭活動的歷史。

時勢造英雄。在里夫，一名叫作澤夫薩菲（Nasser Zefzafi）的39歲無業男子帶頭抗議，情勢迅速蔓延至摩洛哥其他地區。透過網路影片，澤夫薩菲用方言發表憤怒的演說，對政府的腐敗與摩洛哥的「專制獨裁」表達不滿。摩洛哥首都拉巴特（Rabat）在6月11日爆發阿拉伯之春後規模最大的群眾抗議。

需政治改革、放寬經濟控制

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和其父親國王哈桑二世（King Hassan II）不同，他支持當地的柏柏（Berber）文化，並投資里夫的海邊地區，使其轉型為製造業的中心，但礙於摩洛哥王朝緊緊控制著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反反覆覆，像是2015年所承諾的投資迄今仍未完成。

摩洛哥比其他阿拉伯政權擅長構思對策來應付公眾情緒，這樣的政治敏銳度搭配該國正在改善的經濟，應能幫助其政權平定現在以及未來的政治騷動。不過政府必須遵守2011年應允的承諾，進行政治改革、放寬經濟控制，促進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繁榮旺盛，包含解決區域發展不均情況。

當自負的國王和「被選出來」的獨裁者不願透過適當的改革回應群眾抗議，那就免不了要面臨更加激烈的草根革命。對阿拉伯政權而言，無論是補貼制度或是鎮壓威嚇，都無法阻止政治改革的必然發生。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Arab Autocracy Trap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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