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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基亞

●開放社會人權專案(Open Society Human Rights Initiative)資深專案專家

 

漢弗雷

●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政策經理

在衣索比亞，「第九區」（Zone 9）成了家喻戶曉的組織，讓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當局深感挫敗。2012年起，這個由記者出身的社運參與者組成的線上小型組織，利用社群媒體在衣索比亞推動政治自由與公民自由。儘管政府致力讓其寫手噤聲，例如以莫須有的恐怖主義罪名於2014年逮捕其6名成員，「第9區」仍取得成功（這可用他們臉書專頁吸引大量的「讚」與留言來衡量）。

衣索比亞政府並非唯一一個透過箝制公民網路言論，以求鞏固政治權力的政府。放眼非洲，許多政府都頒布法令，限制網路使用權並取締針對民選官員的異議。網路社運參與者面臨無數的審查機制，例如邊界閘道協定（BGP）攻擊、「HTTP限流」與深層封包檢測（DPI）等。

烏干達、加彭、剛果限制或關閉網路

當然，諷刺的是，審查並無法平息憤懣。政府的干預不但無法箝制異議，反而刺激更多民眾在WhatsApp、臉書（Facebook）與推特（Twitter）等社群媒體上宣洩不滿，非洲人透過這些管道多加挑戰腐敗的政府、揭露黑箱選舉，並力求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

但與此同時，只有極少數非洲領導人願意側耳傾聽。2016年非洲有18個國家進行選舉，其中9國領導人對網際網路祭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以減少異議。烏干達總統大選投票於2月登場的4天前，總統穆塞維尼（Yoweri Museveni）封鎖了行動支付服務與社群媒體網站。加彭總統邦戈（Ali Bongo）想在國際社會面前營造平靜的氛圍，8月與9月封鎖晚間網際網路的使用權。接著在12月，剛果民主共和國當局在總統卡比拉（Joseph Kabila）卸任前一天下令關閉網際網路，以箝制卡比拉拒絕下台在網路引發的異議。

像這樣的網路封鎖，不僅違反人權，更破壞民主進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OHCHR）2016年通過了一項決議，重申「人們離線時享有的權利，在線時也必須獲得保障，尤其是言論自由。」

以國安藉口合理化網路封鎖

為了合理化網路封鎖，多數非洲政府辯稱，這些限制是為確保公共與國家安全。例如穆塞維尼聲稱，封鎖網路使用權是在他就職典禮上保護各國元首的唯一方法，但他拿不出社群媒體可觸及性（accessibility）在烏干達甚至各地關乎安全的證據。數位權利的國際倡議組織「Access Now」指出，人們沒網路可用時會更沒安全感，因為面臨未知情況時，他們無法獲得資訊或聯絡朋友與家人。

當非洲許多關鍵選舉將至，網路封鎖再度近在咫尺。辛巴威高齡93歲的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預計在2018年中爭取第8個任期，政府主導的鎮壓行動看來勢在必行。數十年來，穆加比靠著恐嚇與暴力手段扼殺政治異議，因此不意外地，他已對網路上的行動主義懷有敵意。2016年，穆加比政府在政治示威期間關閉網際網路，並誓言逮捕任何發表或分享「誹謗與意圖顛覆的言論於社群媒體」之人。

但民眾並非孤立無援。政府固然可以下令封鎖網路，但只有電信業者能按下關鍵開關。這就是為何非洲的部落客與網路社運參與者應與通訊公司的投資者與股東更緊密合作，說服他們藉著反抗專制政府的命令，為民主與人權挺身而出。

肯亞、辛巴威、衣索比亞欲立法控管

再者，公民社會團體、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與聯合國（UN）必須更大力譴責將限網政策正常化的國家立法。非洲聯盟2013年針對資訊使用權發布示範法後，其應針對保障在網路上匯集、發表看法的權利，為各國提出新的指引。

最後，非洲需要一個新的洲級措施，確保非洲人的網路權利獲其政府承認與尊重。雖然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維護網路自由的決議不具強制力，但其提供了一個起點，確保政府允許民眾使用網路，作為盡可能參與政治的工具。

而現在，這樣的介入越來越不可或缺。肯亞、辛巴威與衣索比亞的立法機關正考慮立法，讓政府能更大程度地控制網路使用權。2016年，坦尚尼亞通過立法，以用來對在社群媒體上批評總統馬古富利（John Magufuli）者提出刑事指控。

政府禁止民眾公開集會、簽署請願書，或是禁止其接觸網路、在社群媒體上發言，這些措施並無區別，都是為了剝奪民眾的權利。「第9區」的事蹟顯示，當數位領域成了公共廣場，為自由而發起的戰役同樣真實。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Freeing Africa’s Internet 》，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