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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德

 

●瑞典前總理

●瑞典前外交部長

在這個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憤怒、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的修正主義，以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毫不掩飾的野心為標誌的時代，國際秩序變得日益無序、失調甚至危機重重。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又將如何擺脫它？

自由國際主義

直到最近，我們還置身於二次大戰後開啟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時代。二次戰後的新秩序早在1941年就開始形成，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和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在一艘停泊在加拿大普拉森西亞灣（Placentia Bay）的船上起草了《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儘管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歐洲戰場上節節勝利，但邱吉爾和羅斯福不僅下定決心要擊敗納粹，還要為和平與民主的未來奠基。

他們獲得了連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大西洋憲章》後先後誕生了聯合國（United Nations）、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全球貿易體系（global trade system）、《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等等。

戰後幾十年的去殖民化過程中，許多新的國家成立，曾經的敵人在多個新聯盟以及一體化的整體架構下團結了起來。

冷戰後的全球化

中國偉大的「開放（opening up）」政策和1991年前蘇聯的崩潰，為一場持續1/4世紀意義重大的全球化揭開了序幕。

事實上，從標準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指標來看，這段期間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25年。超級大國間並未爆發重大戰爭，全球貿易擴大並推動了經濟增長，貧困人口數量減少了一半以上，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令世界的每個角落都受益。

但這幾年來，世界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充滿理想主義和希望的政治已經被身份認同和恐懼的政治所取代。這一趨勢在一個個西方國家落地生根，表現最為顯著的，竟是2個讓前述25年奇蹟進步成為現實的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國家。

美英帶頭破壞？

目前，英國令人摸不著頭緒的（脫歐）政治辯論註定沒有好下場。

自2016年6月脫歐公投以來，英國一直在徒勞無功地尋找「虛幻主權概念（an illusory concept of sovereignty）」以阻止脫離歐盟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流失。

英國曾是全球政治家學習的姿態已被狹隘的爭吵所取代。

另一方面，白宮主人川普陸續推出的，是那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政治舉措，而且後果更嚴重。

數十年來「白宮（White House）」一直是全球領導力的代名詞；如今它卻變成了好戰言論的發源地，甚至對全球秩序不屑一顧。事實上，川普政府發表的官方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描繪了美國為維護全球秩序所作出的努力，是如何產生反作用和自我毀滅，戰略中所設想的未來完全充斥著主權國家間的衝突。

對美國戰略的修正本應對應著俄羅斯侵略、違規行為（尤其是在東歐），以及對應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愈趨強硬的合理反應，美國總統上任後所發表的第一本國安戰略內容，應該是捍衛國際秩序免遭不斷增長的威脅，同時作出調整以適應新的現實。

同時，也應對氣候變化、移民增加以及資訊、通信技術革命需要全新國際協議來保護主權國家的利益。

但可悲的是，川普所發表的聲明似乎旨在破壞秩序，期望美國能在對未來全球統治地位的某種「霍布斯式鬥爭（Hobbesian struggle，與每人為敵）」中脫穎而出。

照此邏輯，國際貿易不應受規則和制度的約束，而應通過單方面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和手腕角力來制定規則。像歐盟這樣透過一體化整合來確保秩序和穩定性的機構，就算不遭到蔑視，也會被丟在角落。

如何面對崛起者挑戰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只要經濟能持續增長並避免嚴重的國內社會或政治動盪，川普政府的霍布斯式願景就更具吸引力。畢竟隨著全球規則的減少，中國在攫取日益增長的海外影響力時，便面臨更少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廣泛意義上的西方就成了輸家，不僅歐洲，還包括了印度這樣繼續秉承自由民主，經濟開放以及構築冷戰後25年奇蹟價值觀的國家。

即使將最壞的情況排除在外，西方也將面對一個新的世界，那些新崛起國家會對未來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西方大國放棄過去幾十年實現繁榮與穩定的思想和制度就是犯下致命錯誤。

最重要的是，那2個對創建二次戰後國際秩序負有最大責任的國家，現在絕不能走往維持秩序的反方向。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West’s Crisis of Confiden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