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野蠻崛起」時代中國嚴酷的言論環境，劉小楓、汪暉和施展等人鼓吹「天下主義」的黑暗論說，無人公開批評，官方為他們營造了完美的「一言堂」。但是，在自由世界，有力的批判仍可戳破其色彩斑斕的肥皂泡。

台灣學者曾昭明長期致力於批判「天朝主義」，從帝國邊陲向帝國中心發起狙擊。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知識人而言，反共是常識；批判「天朝主義」，揭穿中華文化的深層結構和迷思，才是獨立而自由的知識生產的標誌。在曾昭明的「天朝主義」批判中，最見慧眼慧心的部分，是對以許章潤為代表的「天朝主義下的『中國自由派』」的剖析。

許章潤並不反對「復興帝國」的國家策略

中國法學家許章潤因為嗆聲習近平而被中共當局以嫖娼之罪名居留七天，之後被清華大學開除。他與許志永、任志強等人一樣，在中國及海外贏得「一士谔谔」之令名。在對許章潤幾乎一致的讚美中，曾昭明發現了若干令人擔憂的蛛絲馬跡。曾昭明針對許文《中國不是一個紅色帝國》指出，許文開頭發出了一個嘆息：「曾幾何時，大國崛起，文明復興，一手好牌，勢不可擋。」可見，對「復興帝國」的國家策略，許章潤並不反對，甚且極力支持，他反對的只是——「滿手好牌居然被打壞了」！？

以「儒家自由主義」自居（其實，從來沒有「儒家自由主義」，儒家本質上反對自由主義）的許章潤，與他的朋友秋風一樣，關心的是「華夏道術的起點和根本問題」，即「如何治理一個超大規模的共同體」，易言之，是「帝國治理的問題」——與希臘哲人如亞里斯多德討論的「城邦治理問題」是絕然不同的事物。用許章潤的話來說，是「撥轉華夏邦國重歸『立憲民主、人民共和』這一近代中國的主流歷史意識和政治意志」。曾昭明一眼看穿其花花腸子：「中國儒家自由派」迄今還是相信，中國可「走出帝制」而無需「走出帝國」。許公開反對「今上」習近平，反對帝制，似乎足夠進步（比起屈原和海瑞來），但其要害是：不僅不反對帝國，而且是「仁慈的帝國」的鼓吹者。而且，只要習近平回歸鄧小平「韜光養晦」路線，即便是踐踏法治的運動式「嚴打」（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在其發起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中，槍決數萬人，很多人只是犯了輕罪，如跳貼面舞之類的「流氓罪」），作為法學家的許章潤對法家式的「盛世重典」舉雙手讚同——中國盛產這種枉顧法治精神的法學家。

在中國，鼓吹「仁慈崛起」的許章潤比直言「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現代化」的劉曉波更受歡迎。讚美許章潤而遺忘劉曉波，背後是中國文人和民眾怯懦本性的虛偽的愛國心。既然中國殘存的自由派知識界將牛糞當鮮花，那就只有讓台灣學人曾昭明操刀戳破此一潰瘍——許章潤以「讓自由主義說漢語」而自豪，這點是無需懷疑的。許章潤的文體風格，確確實實有著「崇尚古風」的帝國文人氣派（就連最優秀的漢學家都說讀不懂），合乎天朝學人的帝國美學品味，但其最終的產物，在外人看來，卻或許因而更像是某種心智上的怪獸，心性上的「利維坦」。換言之，許式風格的半文半白的漢語，只能承載天下秩序之論述，而與基督教文明中的憲政、自由、人權理念背道而馳。許章潤的最高理想，乃是回到「鄧治」，而「鄧治」無非就是傳說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貞觀之治或開元盛世。

許章潤的道路跟劉小楓、汪暉和施展的道路殊途同歸，正如鄧小平並不比毛澤東和習近平更心慈手軟，李世民與嬴政的相似之處遠大於相異之處。曾昭明的追問，恐怕是許章潤無法回答的：

天朝學人似乎相信，既然中國已經歷過「國家統一的馬基雅維里時刻」，經歷過「展現強大國家的霍布斯時刻」，當下要進入「呈現國家建設效用的洛克時刻」，自然將會水到渠成。許章潤急著要替「中華共和」的「第三共和」招魂。但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重蹈覆轍？這個「第三共和」，如何可能不會走向俄羅斯式的「再帝國化」道路，使得民主化的過程變相成為蘊生新的「威權帝國」的溫床？最後，如何確保這個「第三共和」，不會依然一路朝向「恢復帝制」狂奔而去，直到如同之前的王權帝國一般頓然崩解？

中國批判者最大的悲劇

人們固然應當為許章潤的言論自由而呼籲，並肯定其肉身在中國國內和學院體制中卻敢於點名批評習近平的勇氣，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文章和觀點就自然而然地正確。有時，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享有共同的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批判者以為自己是獨立思想者，卻早已被困在如來佛的掌心之中，這是中國的批判者最大的悲劇——這個悲劇更甚於受到獨裁政權的直接迫害。

與曾昭明的「天朝主義」批判一樣，王飛凌的「中華秩序」批判，是海外當代中國研究中少見的亮點。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已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悄然轉換為中華秩序，或者說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皮囊、以中華秩序為骨肉，而西方對什麼是中華秩序知之甚少。過去三十年擁抱熊貓派或馴龍派終於發現他們誤讀了中國。王飛凌的《中華秩序：中原、世界帝國與中國力量的本質》一書填補了此一空白，在中美對峙的當下受到美國政府的高度重視——五角大樓將此書與馬漢的《海權論》等其他六本經典名著並列，作為將官培訓課程的必讀書之一。研讀過此書的美國將軍，大概不會像二戰期間中國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那樣輕易被延安的共產黨矇騙了。

王飛凌準確地預測習近平政權打造「中國夢」的企圖

王飛凌盤點了「韌性威權」時代屬於不同思想陣營的人士，如何在「野蠻崛起」時代「天下歸心」。比如，原來屬於自由主義陣營的學者趙汀陽直接推廣「天下主義」，宣稱天下世界觀完全不同於西方的民族國家世界觀，「天下」是單一的社會制度、思想體系、價值觀與行為規範，它使得中國「可以邁步向前，管理整個世界」。留美回國的外交政策研究者秦亞青把復興的天下思想譽為針對西發利亞世界秩序的有力批判，和正當、合理而優越的替代理念。同樣留美回國的國際關係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建構了基於中國古代「仁、義、禮」等智慧的一種「道義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去超越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價值觀，並「德威並重」的引導中國以「更積極」的外交政策，獲得「更多的成就」。 註更多有趣的是，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財新網發表題為《對話閻學通：更多國家將同時選邊中美，改善外交要防止情緒影響》的長篇專訪，一向以鷹派示人的閻學通，居然主動為中國戰狼外交降溫，並否定親中派西方政客和學者的觀點。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稱，中美兩個大國的全球地位和領導力都在疫情期間遭到削弱；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埃利森(Graham Allison)稱，如果美國不能在短期內有效控制疫情，中國很可能會進一步看輕美國，升高強硬處理台灣問題的動機。閻學通認為，陸克文的說法只對了一半：疫情弱化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而中國原本就沒有全球領導力，一個不存在的領導力就不存在削弱和沒削弱的問題。閻又批評埃利森的說法存在邏輯問題：美國全球領導力弱化，並不必然意味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態度軟化。美國是加大對台灣的投入，而不是減少。閻也委婉地對中國當局提出意見：「疫情並沒有改變中國決策者們對西方制度的認識，只是強化了他們原先就有的對西方治理模式的負面認識。不過，這種認識的強化，並不必然導致正確的治理模式。」

這些留學西方的學人回國後成為反西方的先鋒和塑造中華秩序的吹鼓手。此種情形，就中國而言，乃是從清末就屢屢出現的怪現狀；就其他後發展國家而言，亦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比如亞洲和非洲諸國以反帝為號召奪權的獨裁者大都是留學西方的菁英。一方面說明現代西方的教育已喪失了清教徒觀念秩序的精髓，這些留學人員並未學到西方文明的根基，學到的只是支離破碎的、被左翼進步主義玷污的西方的理論與技術；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些留學生回國後的不適應感和焦灼感，其抱負與實際地位的錯位使得其思想觀念不斷激進化，「五四」如此，當今也是如此。

王飛凌準確地預測到了習近平政權打造「中國夢」的企圖。習近平的「一帶一路」，不是「輸出革命」（輸出毛澤東思想、共產黨主義意識形態等），而是恢復中華秩序——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周邊國家不一定要仿效中國的制度模式，但必須承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

中華秩序與西發利亞現代民族國家體系是不能相容的，就如同老式手機不能運行只能在智慧型手機上運行的安卓系統。習近平重建中華秩序或中華霸權，不僅挑戰二戰后美國建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過去搭了三十年該體系的順風車，已經不再滿足於無票乘車，而要推倒鐵軌修建自己的通往奴役之路；更是挑戰整個近代文明之共識和普世價值。這不僅是跟美國作對，也是與世界為敵，正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責中國在南海的領土聲索「完全不合法」——這裡的「法」就是構成西發利亞秩序的國際法。蓬佩奧指出：「美國和世界不會允許北京把南中國海當作其海上帝國。」南中國海不是屬於中國的海，正如波斯灣不是屬於伊朗的灣。習近平偏偏要假裝糊塗地望文生義。

王飛凌對中華秩序的有效性持負面評價。中華文明的「最好時期」，是中華秩序或衰弱不堪、或根本不存在的時期，而不是目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裡被錯誤而無知地、或虛偽而別有用心地美化與崇拜的那些秦漢式帝國。他的結論是：「建立中華秩序的國家主義中國夢，勢將給中國人民和整個世界都帶來一個大躍退。」中華秩序從未給中國人帶來自由、安全和富足，又怎麼可能拯救世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