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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楚的古巴革命引領年輕人投身劫數已定的游擊戰

艾瑞克‧霍布斯邦 2021年02月04日 00:01:00
卡斯楚(左)與格瓦拉(右)。(圖片摘自網路)

卡斯楚(左)與格瓦拉(右)。(圖片摘自網路)

一九四五年以後,反革命派和革命派都注意到,游擊戰似乎已成為第三世界革命鬥爭的主要形式。一份彙整於一九七○年代中葉的「主要游擊戰爭年表」,列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二場游擊戰,其中除卻三場(一九四○年代末期的希臘內戰、賽普勒斯在一九五○年代和北愛爾蘭自從一九六九年以來對抗英國的鬥爭),剩下的全都發生在歐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區。這個名單很快就會變得越來越長。……

 

時至二十世紀的第三個二十五年,所有人的目光都已集中在游擊隊身上,那些對蘇聯政策不滿的激進左派理論家們更是強力鼓吹游擊隊的戰術。與蘇聯交惡之後的毛澤東,以及一九五九年後的卡斯楚—或更確切地說,是卡斯楚那位英俊瀟灑的同志,浪跡天涯的切.格瓦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則為那些活躍分子帶來了精神上的鼓舞。

 

一九五○年代充滿著第三世界的各種游擊戰爭。它們幾乎全都發生在一些曾經是殖民地的國家,因為昔日殖民列強或當地殖民者基於某種理由,不願讓它們和平地去殖民化──例如土崩瓦解的大英帝國所屬的馬來亞、肯亞(茅茅運動)和賽普勒斯,以及解體中的法蘭西帝國所面臨的更為嚴重的阿爾及利亞和越南戰爭。但說來奇怪,最後卻是一個規模相對較小、很不典型但獲得成功的運動,使得游擊戰略登上了世界新聞的頭版──就是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發生在加勒比海古巴島,最後接管了政權的那場革命。卡斯楚在拉丁美洲政壇算不上是個非同尋常的人物:一個強悍而具有領袖魅力、出身自良好地主家庭的年輕人,政治觀點模糊不清,卻執意要表現出個人的勇氣,並在時機適當之際成為隨便一個爭自由反暴政事業的英雄。甚至連他的那些口號,例如「祖國或死亡」(原為「勝利或死亡」)和「我們必勝」,都屬於較老舊的解放時代,令人肅然起敬卻少了精確內容。在哈瓦那大學的一些學生政治幫派度過了舞刀弄槍的晦暗時期之後,卡斯楚選擇以造反行動來對抗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將軍的政府(巴蒂斯塔在一九三三年以中士身分發動軍事政變首次亮相之後,便成為古巴政壇著名的反派人物,而後他在一九五二年重新掌權並且廢除了憲法)。

 

卡斯楚積極採取行動:他在一九五三年因為襲擊一座軍營而入獄並流亡海外,接著他率領一支游擊武力入侵古巴,於進行第二次嘗試之際在偏遠省分的山區穩住陣腳。這場準備不足的賭博得到了回報,但從純粹的軍事角度來看,他的挑戰其實微乎其微。切.格瓦拉那位阿根廷醫生兼天賦甚高的游擊隊領袖,可是只率領一百四十八人就出征古巴其餘地區;即使等到即將大功告成之際,總人數也不過增加到三百人。卡斯楚自己的游擊隊則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才占領了他們所擁有的第一座人口上千的城鎮。他到一九五八年為止頂多只能證明(儘管那已不可小覷),一支非正規部隊可以控制一大片「解放區」並且加以防禦,抵擋被公認為士氣低落的政府軍的攻擊。

 

卡斯楚之所以勝出,是因為巴蒂斯塔政權本身脆弱不堪,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支持,只有因循苟且和自私自利的人才會對它表示擁護,而領導它的那個人又由於長年腐敗變得懶散怠惰。一俟從民主資產階級到共產黨的各種政治陣營一致起而反對,獨裁者自己的特務、軍隊、警察和酷吏又認定他已來日無多,巴蒂斯塔政權便立刻土崩瓦解了。卡斯楚證明了它氣數已盡,他手下的人馬便自然而然地接管政府。一個失道寡助的壞政權就這樣被推翻了。反叛軍的勝利讓大多數古巴人真心感覺到,解放的時刻與無限的希望都體現在其年輕指揮官身上了。在短暫的二十世紀,一個到處是魅力領袖人物站在陽台上和麥克風前面被群眾崇拜成偶像的時代,或許沒有任何領導人能夠比這名身材高大、鬍鬚滿面、不守時間、身穿皺巴巴軍裝的男子,更難找到抱持懷疑或心存敵意的聽眾。他一開起口來便滔滔不絕講上好幾個鐘頭,與那一大群凝神傾聽、毫不質疑的聽眾(包括筆者在內)分享他那條理不甚分明的想法。就這麼一次,革命成了一種集體的蜜月經驗。它將通往何方?想必是某個更好的地點吧。

 

一九五○年代的拉丁美洲反叛分子難免會發現,自己非但援引了歷史上從玻利瓦爾到古巴自己的何塞.馬蒂等解放者的論調,還借鑑了一九一七年之後的左派反帝國主義與社會革命傳統。……卡斯楚和他的同志們雖然激進,卻都不是共產主義者,而且除了其中兩個人之外,他們甚至不曾聲稱自己贊同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古巴共產黨是拉丁美洲除智利共產黨之外唯一的這種群眾政黨,很明顯地對卡斯楚不表同情,直到黨內部分人員在很晚階段才參與他的活動為止。雙方關係明顯十分冷淡。美國外交人員和政策顧問們不斷爭辯,卡斯楚所領導的那場革命到底是不是一個親共產主義的運動——如果是的話,美國中央情報局就知道該怎麼處置,因為它早在一九五四年即已推翻過瓜地馬拉的改革派政府。但中央情報局得出的結論顯然為不是。

 

然而,當時的一切都促成卡斯楚的運動走向共產主義──從那些可能進行武裝游擊叛亂的人所共享的社會革命意識形態,一直到美國在麥卡錫參議員時期的十年反共狂潮皆然。這種情況自動導致反帝國主義的拉丁美洲造反派傾向於更友善地看待馬克思。其餘部分則是全球冷戰所造成的結果。如果古巴新政權激怒了美國(它只需要對美國的投資做出威脅就幾乎肯定會這樣),保證能夠從美國的頭號對手那裡得到同情和支援。除此之外,卡斯楚在數百萬人面前發表非正式獨白的治國方式,就連在一個小國或一場革命中都不可能長期適用。民粹主義也需要組織,而共產黨是唯一站在革命那邊、能夠為他提供組織工作的團體。雙方彼此需要,於是融為一體。然而,到了一九六○年三月,早在卡斯楚發現古巴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而他自己是非常自成一格的共產主義者很久之前,美國已經決定把他當成共產黨來處置。中央情報局隨即被授權做出推翻他的安排。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委託古巴流亡者入侵豬灣,並以失敗告終。一個共產主義的古巴在距離美國基韋斯特七十英里外的地方倖存了下來,並且於美國的封鎖孤立之下日益依賴蘇聯。

 

切·格瓦拉與古巴領導人卡斯楚。

 

全球保守主義盛行了十年之後,再也沒有任何一場革命更適合拿來吸引西半球和發達國家的左派分子,或者為游擊戰策略做出更好的宣傳。古巴的革命無所不包:有浪漫主義、山中英雄傳奇、昔日學生領袖們慷慨無私地奉獻自己的青春(其中最年長者也才剛過三十),以及歡欣鼓舞的百姓盪漾在熱帶旅遊天堂的倫巴節奏中。尤其重要的是,所有左派革命人士都可以為它歡呼喝采。

 

事實上,古巴革命更有可能受到莫斯科批評者們的歡呼喝采,因為那些人早已對蘇聯優先考慮與資本主義和平共存的政策感到不滿。卡斯楚的榜樣激勵了拉丁美洲各地的好戰派知識分子。在那個隨時有手指準備扣下扳機的大陸上,人們喜好的是勇敢無私的人物——尤其當他們擺出英雄姿態的時候。一段時間之後,古巴受到格瓦拉的催促,開始煽動拉美大陸上的叛亂活動,格瓦拉則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急先鋒,並號召要創造出「兩個、三個、許多個越南」。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法國左派分子(雷吉斯.德布雷)則提供了適用的意識形態。他整理出一套系統化的理論,認為在那個革命已經成熟的大陸上所需要做的,就只是把一小群武裝好戰分子送入合適的山區,構建群眾解放鬥爭的一些「中心焦點」(focos)而已。

 

於是,拉丁美洲各地一群又一群熱情激昂的年輕人,紛紛在卡斯楚、托洛茨基或毛澤東的旗幟下,投身加入劫數已定的游擊鬥爭。除了在已經打下基礎、有非正規武裝力量得到農民支持的中美洲和哥倫比亞,大多數這樣的游擊鬥爭幾乎都立刻以失敗收場,留下了一些著名人物和籍籍無名者的屍體——切.格瓦拉本人死於玻利維亞,那位同樣英俊瀟灑和深具領袖魅力的造反派神父卡米洛.托雷斯則死於哥倫比亞。那是一個極其錯誤的策略,更何況如果條件適宜的話,早就可能在其中一些國家建立既有效又持久的游擊隊運動。例如正統共產主義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便在哥倫比亞為此做出證明,秘魯的例證則是一九八○年代的毛派「光明之路」運動(Sendero Luminoso)。

 

※本書摘自《革命萬歲:霍布斯邦論拉丁美洲》(左岸文化出版)

 

 

關於作者: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

 

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柏林,16歲之後長住英國,1960年代開始前往美國、法國、拉丁美洲。1936年加入英國共產黨,1946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馬克思思想是他終身奉行的價值。他認為歷史的推動者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為寇的軍人和牧人,所以寫作了《原始的叛亂》、《盜匪》;他認為學術不該為少數人服務,書寫了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年代四部曲》。他是1960年代第三世界人民反對獨裁統治、憤怒青年反對傳統、亟欲推倒權威的引用的思想來源。

 

關於本書:

 

1959年,卡斯楚在古巴的勝利,讓歐洲和美國的知識分子開始對拉丁美洲著迷。1960年,霍布斯邦首次造訪這個地區便深受其吸引,「因為社會革命的岩漿顯然正在那個大陸沸騰。」他認為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階級將會因為他們的貧窮、不安與低劣至極的生活條件,成為潛在的不定時炸彈;他同時也對秘魯和哥倫比亞農民運動的革命潛力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他甚至提到巴西勞工黨的成長茁壯,足以「溫暖每一個老左派心中的皺紋」。

 

基於對社會革命的期望,霍布斯邦一直維繫著對拉丁美洲的興趣。

 

拉丁美洲是一個同質性極高卻蠢蠢欲動的大陸。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幾乎是所有地區的共同書面語言,所有國家的宗教背景都是天主教。移民在大部分國家都融入得非常成功,甚至可在政府機構位居要職。不論是當地知識分子或外界人士,都傾向將該大陸視為一個整體;相較之下,歐盟再怎麼努力,歐洲還是沒有可與其相提並論的團結一致感。歷史團結了拉美大陸的大部分地區。即便如此,拉美的統治階級和知識分子與一般百姓之間卻涇渭分明,財富嚴重不均、政治局勢動盪不安,霍布斯邦在首次造訪拉丁美洲之後就已經確定,一、二十年內,這裡恐怕會變成「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地區」。

 

的確,這裡是歷史變革的實驗室,並且提供了各種不同於過往的結局:阿根廷和巴西出現了鼓舞勞工運動的右派大老;玻利維亞的法西斯理論家配合左派礦工聯盟發動革命,並將土地分配給農民;哥斯大黎加是全世界唯一真正廢除了軍隊的國家;在墨西哥這個極度貪腐的一黨國家,其革命制度黨有系統地從最激進的大學生中吸收黨員。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第一代移民可以當上總統,而且阿拉伯人(當地稱之為「土耳其人」)往往比猶太人還要成功。

 

四十年的觀察,霍布斯邦的確看見了一個全面改變的社會。身為歷史學家,他認為拉丁美洲「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顛覆傳統公認的真理」。但他在1960年代所期待的社會革命並未真正發生。「現在它再也不會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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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邦晚年及逝世後出版的選集中,《如何改變世界》收錄了他從1956到2009年,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他逝世前最後一部作品;《斷裂的年代》則是他在1964到2012年間,對於20世紀文化與社會的思考論述。至於對自己晚年最關注的拉丁美洲,他留下了遺願,希望能將自己有關拉丁美洲的文章、論文和評論,出版成冊。

 

《革命萬歲》即是他四十年來研究拉丁美洲的作品選集。本書由拉美史學者、《劍橋拉丁美洲史》主編,同時更是霍布斯邦超過五十年的朋友——萊斯利・貝瑟爾負責選編並撰寫導言,收錄範圍從霍布斯邦1960年第一篇探討古巴革命的文章,一直到其出版於2002年自傳中以拉丁美洲為主題的章節。這些文章探討了拉丁美洲從1930年代世界大蕭條以來的人口、經濟與社會變革,並特別強調傳統農業社會的解體,以及一般大眾──城市工人階級、城市貧民,尤其是農民──在1940和1950年代的政治覺醒。更重要的是整個拉丁美洲在1960年代中葉到1970年代中葉,社會革命的可能性。

 

他筆下關於拉丁美洲的一切事物幾乎都具有歷史意義。不過寫下這些文章之際,與其說他是位專業歷史學家,倒不如說他是一位當代社會與政治變革的觀察者和分析者。他不僅呈現其長達四十年來對拉丁美洲的觀察、關注,與熱情,更以此方式,為我們對拉丁美洲的知識和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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