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天朝帝國讓「達沃斯人」再度站起來了!

曾昭明 2017年01月25日 07:00:00

瑞士小鎮達沃斯前不久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請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演說,提出了所謂的「包容性的全球化」。這群跨國菁英,似乎是希望中國這個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權威資本主義國家,能變臉為「全球化」的國際代言人。(湯森路透)

Breathes there the man with soul so dead

Who never to himself hath said:

'This is my own, my native Land?'

Whose heart hath ne'er within him burned

As home his footsteps he hath turned, . . .

From wandering on a foreign strand?

 

—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後一位吟遊詩人的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1804)

 

天朝主義、「達沃斯人」與「全球化之死」

 

一百年後,當歷史學家書寫21世紀初期的世界歷史,當談到20世紀後半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趨勢的式微,最具有象徵意義的里程碑事件,或許不會是川普在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而是於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居然在2017年1月17日,邀請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

 

「世界經濟論壇」的動機和期盼,對這些歷史學家,當然絕對不是費解的秘密:「達沃斯人」希望中國這個當時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權威資本主義國家,能變臉為「全球化」的國際代言人—和跨國菁英網絡終極的政治保護傘。

 

根據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2004年的文章「死靈魂:美國菁英的去民族化」(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這些「達沃斯人」(Davos man)表徵著當代各國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來自高科技界、金融業、跨國公司、學術圈和非政府組織的跨國精英,將民族尊嚴和人民主權看作是在道德上危險的事物。他們對彼此的認同遠勝過對自己的同胞;而他們從全球化趨勢中獲得的巨大益處,更強化著這種跨國界的集體認同和優越意識。

 

但從2004年到2017年,世界歷史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轉折。如今,為著對抗他們眼中「反菁英」的「民粹主義」風潮,杭亭頓筆下的「達沃斯人」,開始自動向權威資本主義靠攏。對全球的「達沃斯人」,此刻的他們似乎不但需要與「危險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劃清界限,更需要加快讓自己與中國市場和「中國機會」連結的腳步。「中華型全球化」之下的財富增長,雖然可能每一步都隱藏著一道血跡,但對這個時代的「達沃斯人」,這只會讓瑞士的起司火鍋口感更為香濃。

 

可惜的是,這種做法並不會就消解了「全球化」話語當前的正當性危機,卻反而會在世人的懷疑眼神中,加速宣告了「全球化之死」。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基於他們的後見之明,應該不難做出這樣的定論。

 

「包容性全球化」:天朝帝國新的「昭昭天命」

 

德國的主流媒體,似乎對習近平的這場主旨演講讚譽有加。考慮到川普才剛說「歐盟是德國的工具」,贊成英國退出歐盟,而且,如同中國,德國也是大型的出口導向經濟國家,對川普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比別的國家更為敏感,德國媒體會對中國倡議的「包容性的全球化」口號表示附和,不該讓人意外。

 

至於英國的《金融時報》,就更直接表露出了歡欣的心情,以「習近平發表有力講話,捍衛全球化」為標題,來報導相關訊息。而且,同樣的標題,不但出現在倫敦,還一模一樣地出現在紐約和台北的財經媒體。

 

「包容性的全球化」(inclusive globalization),一如北京天朝學人的規劃設想,瞬間成為新生的「中華型全球化」在這個階段的代名詞。據說不同於以「華盛頓共識」為本的「排斥性全球化」,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才是真正能讓顯現疲態的「全球化」趨勢重獲生命力的仙丹妙藥。

 

按照這種新型的天朝主義話語,世界歷史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走向「戰爭、貧困、對峙和支配」,而另一條道路則會導引人類走向「和平、發展、合作以及雙贏」。不再「輸出革命」而改為「輸出資本」的中南海和天朝文人,現在對「世界秩序的構造」有了新的官方說法:「反全球化」是錯誤的,因為人類無法取消全球化,而只能適應它。中南海希望世界人類能夠相信,由華夏帝國主導的「包容性全球化」,不僅會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為高效,而且更加公平,「讓不同國家不同人群不同階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而中南海,這個天命的「普世王權」,當然將是新來的神諭執行者。護衛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如今乃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共產黨的「昭昭天命」。

 

接續去年G20杭州領袖峰會和APEC領袖峰會的「魅力攻勢」,中南海企圖將自己塑造為全球化勢力的護持者的策略意圖,再次嚐到甜美的成功滋味。世界各地的「達沃斯人」啊,不要懼怕,你們的王騎著馬到來了,讓「達沃斯人」再度於世界舞台站起來了!

 

延伸閱讀:莫之許專欄-盛世幻象的消逝

 

「包容性全球化」的「新天下主義」

 

巧妙地借助了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來實施細密的「戰略性公關」,中南海開始對美國的川普政權展開了「沒有槍砲的戰爭」。

 

以人民幣為後盾,習近平毫不費力就將自己推上了「反川普國際聯合陣線」的指揮官的新位置,不但得以繼續在國內鞏固「習核心」的地位,進而還站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論述戰略高地,雄視天下,好整以暇,要看川普如何應付全球的「達沃斯人」構成的火牛陣。

 

事實或許不過如此。不過,其中有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追問:為何「達沃斯人」可以輕易地接受以中南海作為「全球化」的「宿主」的寄生策略?

 

前述杭亭頓的文章,對此提供了一些初步的思考線索。

 

依據杭亭頓的論述邏輯,我們可以發覺:如同「達沃斯人」這般的跨國界菁英,與一般在地公民之間最基本的的差別,其實不在於所謂「國際主義」與「孤立主義」(台灣的天朝文人喜歡說:「鎖國主義」)之間的對立,而是在於「世界主義」(用天朝文人的話語來說,是「天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對立。在缺乏足夠的社會保護反趨勢的情勢下,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將持續強化「菁英階層的去民族化」傾向,並且逐步擴大這些「全球菁英」與「本土公民」之間在經濟上的落差與在文化上的鴻溝。

 

其實說到底,這是社會學者老早知道的「常識」: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菁英階層總是「世界主義」的,而普羅大眾總是「本土主義」的。

 

但傳統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為論述脈絡的社會學分析所不知道的是:要將「達沃斯人」流行的現代「全球說法」(Global speak)與古典儒教的「修齊治平」修養術混搭起來,要拿「政治儒教」否定「人民主權」和「公民社會」等「歐美普世價值」,而以古典王權主義為本的「民本思想」,來建構可讓「達沃斯人」輕鬆入口的「新天下主義」話語,其實也非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們無須懷疑,相對於充滿鄉巴佬粗口的美式「民粹主義」,對主流的「達沃斯人」,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確實會是更適宜搭配紅酒的高級佐酒料理。只要能讓跨國企業的董事會看著飆升的股價和薪酬而開懷大笑,「中華型全球化」就是「包容性的全球化」。

 

「包容性全球化」的歷史現場

 

當然,與百年後的歷史學家不一樣,我們就處在以「包容性全球化」為名的「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的歷史現場。至少,在台灣的我們,比起百年後的歷史學家,可能會更快明白一些日後會被埋沒掉的歷史實情。

 

就在習近平於「世界經濟論壇」發表主旨演講的前夕,32位對中國的的西藏政策進行和平抗議的西藏人士,被瑞士警方逮捕了。瑞士藏人協會的會長丹增寧波(Tenzin Nyingpo)說,覺得被瑞士政府利用了。瑞士政府百般刁難他們的活動申請許可,以各種方式進行「技術性的阻擋」。他們甚至最後只能自動撤回之前的活動申請,企圖以此來換取18日在萬國宮舉行抗議活動的許可。

 

瑞士政府玩弄的伎倆,對經歷過太陽花運動的台灣新世代,絕對不會陌生。

 

當然,你會說,這是瑞士,而不是台灣。然則,對瑞士,對這個歐洲率先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對這個歐陸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藏人的抗議活動,無非是阻礙「深化中瑞雙邊關係」的絆腳石。

 

甚且,瑞士政府作為「中華型全球化」的「共犯構造」的舉止,在歐洲還不是什麼例外或罕見的異常。

 

2016年底,中國媒體大幅報導了一則新聞:基於挪威方面「對損害雙方互信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中國宣布與挪威「關係正常化」

 

按照中國外交部網站的說法,2010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服刑犯劉曉波,「使得中挪關係嚴重受損」。結果之一,是挪威在中國鮭魚市場的份額,從2010年的92%驟降到2013年年上半年的29%。此外,中南海還停止了與挪威之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受到「中華型全球化」的「感召」和「教化」,挪威政府於是趕在2015年3月31日,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匆忙宣佈申請加入亞投行。這些看似「誠摯」的懺悔舉動,最後終於換得了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並在同一時間,中國也恢復了與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為著能向中國行銷鮭魚,挪威政府不惜磕頭下跪,但求能取得對中國進行「朝貢貿易」的入場券。這是華夏版本的「包容性的全球化」的另一個歷史現場。

 

很顯然,如果你自己就是一個充滿危險和憤怒的「新世界」的助產士,如果你自己就是這個「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共犯構造」,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否定和遺忘這些不堪入目的歷史現場,試圖讓當代的人類——與百年之後的歷史學者—不記得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還有,即便是號稱「人權立國」的老牌歐洲民主國家,在此也不例外。

 

「包容性全球化」與「一帶一路」

 

如果要問中國未來將如何落實「包容性全球化」的口號,目前看得到的最重要戲碼,莫過於2017年5月,將在北京召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南海要以此來讓全球的「達沃斯人」共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計,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

 

隨著要搭「中華型全球化」的「順風車」的人越來越多,中南海豪情萬丈地宣稱,500多億美元的「一帶一路」計劃,讓中國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中南海沒有說的是,隨著「一帶一路」計劃逐步展開,中國的「反對圈」也在不斷擴大。

 

就在今年(2017年)的1月7日,斯里蘭卡南部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爆發了嚴重的社會衝突。

 

事件的緣起,來自於以「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為口號而上台的西里塞納(Maithripala Sirisena)政府,在斯里蘭卡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情形下,最後依然不得不將漢班托塔港的八成權益,以約11億美元的價格租給「中國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租期為99年。

 

1月7日,正是中資企業為新協議中附帶的港口工業園區舉行開工典禮的日子。斯里蘭卡的左翼政黨「人民解放陣線」(Janatha Vimukthi Peramuna ;JVP),結合「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Monks' Organization to Protect National Assets),為此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行動,卻在警方的強力鎮壓下,導致共21人受傷、52名示威者被捕。

 

就天朝主義史學的「百年國恥」史觀而言,2017年的1月7日,當然是個大日子。從1845年在中國上海出現第一塊租界後,到了2017年,中國終於也擁有了自己的「租界」,真正實現了天朝文人心目中的「帝國復興」。

 

更重要的是,漢班托塔港,作為印度洋重要的航運中樞,已經被中國列為「珍珠鏈戰略」的重要項目,形成了中國「一帶一路」中的「海上絲路」計劃的構成環節。

 

某個意義下,這正是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典型案例。中國官員宣稱,漢班托塔港未來5年將可以吸引50億美元的中國資金、為當地人民增加10萬個工作機會。

 

台灣的天朝主義「左派」,大概又可藉此宣揚中國的「萬隆精神」「南南合作」相對於「台灣的次帝國主義行徑」的「優越性」和「進步性」,進而表述「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是如何不同於「美帝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只是,從計劃的實際內容來說,一般有健全思考力的人,可能都看不出來,這種做法與過去新自由主義的「滲流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有什麼差別。「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還是一樣暗地假設著:只要讓「全球化菁英」獲得更多的利益,就可以引發經濟成長,然後其他人也就從而獲得好處;分配不均下的社會不平等趨勢,只是取得經濟成長的「必要的社會代價」

 

這樣的「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自然是會對「達沃斯人」具有「致命的吸引力」的。

 

「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

 

「漢班托塔港模式」,有許多可以仔細討論的地方。

 

粗略地說,對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漢班托塔港模式」已經充分說明了,發展中國家如果隨意接受中國的「發展貸款」,最終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進一步說,「漢班托塔港模式」不但呈現出「中華型全球化」在「掠奪性發展」上的維度和特徵,而且還揭示著「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中華型殖民主義」的嶄新歷史現象之間的密切關聯。

 

對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將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最重大的長遠問題將會是讓斯里蘭卡淪為「中國的殖民地」。

 

即便僅以現況而言,為開發工業區而強制徵收大量土地,就立即造成了上千位居民遭到迫遷的重大人權爭議。原本斯里蘭卡人民耕作的土地,瞬間就變成中國企業攫取「附加價值」的廉價基地。

 

中國在斯里蘭卡複製中國內部血腥和高壓的「中國式效率」,對斯里蘭卡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長期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顯然這是斯里蘭卡的「人民解放陣線」透過抗議行動而對「中華型殖民主義」提出的嚴肅質疑。在他們看來,「漢班托塔港模式」根本無法稱為「yahapalanaya」(良善治理)的案例;漢班托塔港租借給中國99年,不過是翻版了1903年古巴被迫將關塔納摩租讓給美國的前例。

 

「保護國家資產僧侶組織」,更是進一步質問:「99年代表著2個世代,當中國人紮穩根基後,我們確實還能拿回這塊土地嗎?」在他們看來,「中華型殖民主義」,無論對斯里蘭卡的的本土文化或人口結構,都構成了重大的威脅。如果你暸解不列顛帝國在1830年代將印度南部的泰米爾人大批遷移至斯里蘭卡,從此在斯里蘭卡所衍生的巨大政治悲劇,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

 

更糟糕的是,雖然漢班托塔港是民用港口,但這個港口正位於連接蘇伊士運河和麻六甲海峽的主要國際航道,加上中國將其納入了所謂「珍珠港」策略,中國隨時可以藉機將漢班托塔港變成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海外基地,從而使得斯里蘭卡實際上成為華夏帝國的「勢力範圍」。對此,不但斯裡蘭卡政府內部因而對這個「租界」存在著異議,印度政府更可說是嚴陣以待。

 

「包容性全球化」:華夏版的「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

 

仔細觀察「漢班托塔港模式」,人們將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對一個被納入「一帶一路」計劃的發展中國家,從向中國貸款來進行經濟開發,到成為中國的「經濟租界」,到最後成為中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和「勢力範圍」,耗時可能還不需超過10年。從這個意義來說,「達沃斯人」對華夏版的「包容性全球化」的支持,同時也就是對「中華型殖民主義」的支持,一體兩面的事情。

 

最後,無論如何,一個迄今歐盟還不願意承認其「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出面來當「全球化」的護持者,對許多人終究宛如「畫虎類犬」的「魔幻演出」。當習近平說「我們應該向保護主義說不」,眾多企業界人士看到的景象,卻是習近平主持下的中共政權,不但強化對資本流動的控制,以國企集團為核心繼續推動「培植民族冠軍」的「舉國體制」,而且還公佈了《國家網路安全戰略》,對外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營運構作更難跨越的「非關稅障礙」。

 

但準確地說,從「漢班托塔港模式」來觀察,中南海一方面在達沃斯為自由貿易唱起讚歌,但另方面在本國設置各種貿易和投資壁壘的做法,以世界歷史為準,或許也不能全然詮釋為「中國特色」的產物。如果依循英國學者張夏準(Ha-Joon Chang)的觀點,將「全球化」簡化為「中國出口+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可能就不會僅是一種權宜性的「策略性公關」,因為從資本主義的長期歷史而論,「中華型自由貿易體制」,也可能是蛻變為資本主義大國的中國,對發展中國家佈置「踢開經濟發展的梯子」的「富國陷阱」的長期國家戰略。

 

至於「有中國特色的包容性全球化」,與一般歐美中左翼人士所談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究竟有什麼不同呢?這次的文字長度可能已經超出許多讀者的耐性,這個問題,就暫且讓我們留待過完年後再繼續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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