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專欄:同溫層的真正問題

沈榮欽 2017年02月01日 07:00:00

在資訊氾濫的年代,所謂的事實也不過是個人選擇的結果。(湯森路透)

《牛津英語辭典》宣布2016年的年度詞彙是後真實(post-truth),其使用率較前一年增加了2,000%,由於意料之外的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等事件,造成政治辯論與社會分化空前激烈,媒體因此成為後真實的存在。所謂後真實是指每個人都選擇自己所相信的事實,所以最後形塑公共意見者,並非根據事實的重量,而是情緒與個人信念,在資訊氾濫的年代,所謂的事實也不過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只選擇自己相信的事實

 

後真實在台灣不僅發生在傳統的統獨與藍綠之爭,近來的同婚與年金爭議,更令許多人驚覺原來台灣社會的分化如此之深,過去慈眉善目的朋友轉眼間成為怒目金剛般呲牙咧嘴,溫和的大眾由激進的團體代理,激進的反同與反年金團體忙著編織謊言打造公共輿論,竟然不乏高教育的白領階級相信與傳播謊言,導致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在事實過剩的年代,每個人都是偏食主義者。

 

這種事實因人而異的現象受到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臉書的演算法不僅強化你喜歡什麼,也決定了你能看到什麼,從而更加肯定個人原先的信念。這種中文稱之為同溫層、英文稱之為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s)的現象,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強化的機制,臉書根據用戶先前的行為(瀏覽、按讚、分享、互動)決定出現在每個人臉書牆面的動態消息,這又進一步強化日後的偏好與動態消息,使得每個人越來越封閉在特定的社群中,看到他所想看到的事實,相信他所想相信的理念。

 

但是同溫層並非始自今日,遠在社交媒體出現之前,傳播學者就已經發現,人們選擇電台、報紙、電視新聞時,早就遵循同溫層原則,美國不同政黨傾向者選擇《福斯新聞》或是《CNN》、《NTR》,就如同台灣不同政黨傾向者選擇《聯合報》或是《自由時報》,社交媒體的出現不過是從人們過去選擇媒體,到現在可以精確到選擇新聞,導致同溫層的現象更加嚴重罷了,換句話說,同溫層一直都在,今日所見乃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改變。雖然我同意多數人對同溫層的擔憂,但是我認為同溫層對當代社會最大的挑戰並非止於社會分化,而是更根本的對民主社會存在的基礎—言論自由—提出根本的質疑。

 

同溫層現象挑戰言論自由

 

當代言論自由理論來自1859年小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其中競爭市場的概念來自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不過遠在小彌爾與亞當・斯密之前,英國詩人兼政治哲學家彌爾頓(John Milton)就已經在1644年出版的《Areopagitica》為言論自由奠定理論基礎。

 

《Areopagitica》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彌爾頓在當中提出了言論與出版自由的基石:言論市場。既然人非上帝,皆可能犯錯,唯一接近真理之道,便是讓好的與壞的言論公開辯論,在此之前,無人能壟斷真理,這裡所謂的真理(truth),也就是真相、真實、事實,以下將交互使用這些名詞。彼時亞當・斯密尚未出生,人類對競爭市場原理的理解還處在原始階段,連被誤認為說出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的伏爾泰都要50年後才會誕生,彌爾頓可說憑一己之力創建了言論自由基石。

 

雖然彌爾頓許多政治哲學的見解都因為他支持離婚制度而遭受同時代人的排斥,但是他對言論自由的見解卻留存下來,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 例如伽利略遭受教會迫害身亡後,隔年牛頓出世了,但是他的命運卻和前輩伽利略大不相同,牛頓在1687年初稿、1726年定稿的《Principia Mathematica》,橫掃歐洲知識界,促成人類的知識革命,不過這書得以在歐洲各國出版流通,乃是其前輩伽利略所不可想像之事。

 

1685年英國光榮革命之後,受到《Areopagitica》的影響,終於在1694年迎來出版自由,隨即影響歐洲各國,使得牛頓的作品得以迅速在歐洲各國出版,否則歐洲的黑暗時代將會延長,人類的啟蒙進步不會如此快速,連美國保障言論與表現自由最重要的憲法第一修正案,都引用《Areopagitica》論證。

 

彌爾頓對言論市場的想法,至今仍是言論自由的基礎,我們都相信有些媒體偏左、有些偏右,有些偏藍、有些偏綠,媒體人就如同社會民眾一般,免不了受到意識形態與利益的左右,但是民主社會大都相信,讓政府官員判斷何種新聞為真、何者為非,並非獲得真相最好的方法;要令真相呈現,必須讓不同思想在言論市場上自由競爭,透過對話、辯論與說服,來爭取讀者的認同,真理終將勝出,唯有言論自由才是獲取真相的不二法門。

 

為什麼言論市場有助真相浮現?從媒體的角度言之,Matthew Gentzkow 和Jesse Shapiro綜合歸納為以下三種機制:第一、當政府試圖操弄新聞時,競爭能夠增加媒體保持獨立的機率。第二、當媒體為了利益或是其他原因試圖操弄讀者的信念時,縱使每一家媒體都難以免於此種動機,但是媒體之間的競爭卻可以降低資訊被扭曲的風險,個體偏誤的多樣化有助於整體真相的呈現。第三、競爭有助於增加媒體對於提供正確新聞的投資,進而增加新聞的正確性。

 

媒體可能是個自利組織

 

言論市場的概念也獲得多數思想家的支持,從大法官荷姆斯(Oliver Holmes)到諾貝爾獎得主寇斯(Ronald Coase)都主張市場競爭是揭露事實的最好方法。荷姆斯主張除非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否則透過言論市場上思想之交換(free trade in ideas)的競爭,乃是獲致真理的最佳法門。寇斯更進一步檢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質疑為何人們會對政府管制商品與管制思想有如此重大的分野?他引用小彌爾的話批評彌爾頓,認為知識份子之所以高舉思想市場優於商品市場,無非是出自知識份子認為自己從事的工作與眾不同的高傲之心,而新聞工作者高舉第四權也同樣出自自利動機。

 

當多數人的言論都與臉書、谷歌等非政府組織連結時,過去對言論自由保障的概念或許已無法適應網路時代的變化。(湯森路透)

 

雖然寇斯對新聞工作者的評論或許會令某些熱血的媒體人不快,不過的確有證據顯示寇斯並非無的放矢,Matthew Gentzkow 和Jesse Shapiro對美國媒體的實證發現,媒體報導的實際偏倚程度(如傾向民主黨或共和黨),正好與媒體為投其讀者所好,根據利潤極大化所計算出來的報導偏倚程度一致,可見媒體的確是個自利的組織,與其他企業並無二致。

 

寇斯對政府管制與經營媒體的擔憂也獲得更大樣本證據的支持,Simeon Djankov等人針對全世界97個國家的政府是否擁有媒體所有權做了研究,世界各國國內最大的媒體通常要不就是政府所有,要不就是屬於某一家族,而且政府對擁有電視媒體的興趣超過平面媒體;平均而言,大凡政府掌握媒體所有權越高的國家,該國的新聞自由就越低,人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利較少,政府的治理也比較差,而且該國國民的教育與醫療的品質也較低落,對世界多數國家而言,政府擁有如公共電視等媒體的負面效應十分顯著。

 

臉書谷歌主導言論市場

 

綜合以上的這些論點與證據,我們可以得到第一種應對同溫層的說法:同溫層現象的產生乃是媒體的統治機制出了問題,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致命,可以藉由改善政府的媒體所有權、媒體組織與競爭市場的制度加以完善,透過媒體之間的良性競爭來實現言論市場的功能。

 

小彌爾認為為免言論自由受私人團體之傷害,所以我們賦予政府最大的權力來管制這些私人團體,但是為免政府作惡,因此我們需要制衡的機制來約束政府的權力,以及民主制度來確保政府施政符合民意。雖然因為小彌爾將言論自由聚焦於政府,因此日後言論自由保障的重點在防範國家侵害人民自由,不過這一看法已經和我們的時代有很大的區別,當多數人的言論都與臉書、谷歌等非政府組織連結時,過去對言論自由保障的概念或許已無法適應網路時代的變化。雖然這些機制有不盡完美之處,但是可以不斷地改進統治機制與競爭制度,來令言論市場適應新時代的需求,而不必因為同溫層的存在就將言論自由連同洗澡水一併倒掉。

 

不過寇斯或許正確指出言論市場與商品市場類似的特徵,但是觀念不同於一般商品之處在於,觀念是我們據以判斷的基礎,是我們認識世界的根本,舊觀念的存在不僅僅只是作為與不同觀念之間比較的基準而追尋真相,舊觀念本身也決定我們搜尋新觀念的方向,決定我們如何理解新觀念與詮釋世界,所以縱使言論市場與商品市場多有雷同,觀念本身也是一種十分特殊的商品。

 

第二種說法因此激進地否定修正主義,從根本質疑同溫層等現象已經挑戰言論自由賴以維持的基礎—言論市場,當真理無法在言論市場上驅逐謊言時,言論自由的意義也就所剩無幾。因為前述言論市場的競爭有助於真相呈現的說法,仰賴於閱聽大眾有追尋真相的需求與理性判斷的能力,不幸的是,很多時候這兩者均不成立。

 

迴聲室效應無法消除偏見

 

心理學家已經發現大量的證據說明不僅人類的理性決策能力極其脆弱,而且人類尋找新資訊時,通常不是為了和原有的想法對話、辯論或是完善之,而是為了證實自己原有的想法正確無誤。根據這種說法,Sendhil Mullainathan和Andrei Shleifer建立一個理論說明在這種情況下,增加競爭不僅無法消除偏見,反而有時更加助長偏見,因為閱聽大眾這時會侷限自己僅與相同理念者互動,而避免那些會牴觸既有想法的資訊,這也就是Cass Sunstein所謂的迴聲室(echo chambers)效應

 

人們依據自己的政治立場選擇相信川普或是柯林頓的陰謀論。(湯森路透)

 

Shanto Lyengar和Kyu Hahn對電視新聞的實驗證實了這個想法,他們發現保守派或共和黨不僅喜愛《福斯新聞》的政治新聞,而且刻意避免《CNN》和《NPR》,甚至連旅遊之類的軟性新聞都有此傾向,自由派與民主黨則反之。也就是說,增加媒體的多樣化並不如言論市場理論所預期的會降低資訊扭曲的風險,反而會導致閱聽大眾的進一步極化(polarization),這種現象在電視媒體要比平面媒體更加明顯,因為電視媒體的聲光音效比純文字更能夠喚起情緒與偏好而降低理性的決策。

 

而且這種對新聞的選擇又會進一步強化既有的信念,造成更加偏頗的資訊過濾,例如《福斯新聞》從1996年到2000年之間,新進入了美國20%的城鎮,結果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在控制其他的變數後,共和黨在這些城鎮的選票增加了0.4%到0.7%不等,估計《福斯新聞》共說服了3%到28%的收視戶選民投票給共和黨。

 

因此當不難想像如果這種現象成為常態的話,的確有可能侵蝕言論自由的基石,質疑言論市場的競爭能夠逼近真相的能力。在川普與柯林頓的總統大選中,這種憂心顯得益發真實,《BuzzFeed》分析2016年2月至11月社群媒體分享的新聞,發現越接近選舉,假新聞出現的頻次就越高,而且人們對假新聞的興趣超越真新聞,假新聞造成的互動也要高於真新聞。《經濟學人》也發現人們依據自己的政治立場選擇相信川普或是柯林頓的陰謀論,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更發現,相信假新聞者不分宗教、種族、教育程度或是黨派偏好的影響,多數人都相信自己具有能夠分辨假新聞的能力,雖然很可能是過度自信的結果,而且23%的人承認分享過假新聞,甚至有14%的人明知是假新聞仍然分享。這些現象所顯示者或許不僅是對社群媒體的憂心,同時也是對言論市場的警鐘。

 

延伸閱讀:王健壯專欄:新聞重要,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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