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去年7月宣示重建國家反情報體系，指示制訂保防工作專法，將保防工作法制化，經法務部調查局彙集各方意見，研擬完成《國家保防工作法》草案，已由法務部送行政院審查。學者對立此專法批評「莫名其妙，難道沒有訂專法，各機關就不用保防了嗎？講白了就是拍馬屁的法案。」

定位不清，難脫政治偵防惡名。

在2012年總統大選前，傳出法務部調查局對在野黨候選人進行情報蒐集，而可能涉及政治偵防一事，曾經發表文章〈調查局該重新定位〉的真理大學法律系主任吳景欽，聞悉調查局研擬保防工作法草案，就直批「莫名其妙」。

他說，調查局的角色和定位一直在調整、轉型，過去是不折不扣的情治機關，從蔣中正威權時代的情報系統「中統局」，專司「抓匪諜」，改制為法務部調查局，派駐各機關人事室的「人二」，在機關保防工作上，對公務員思想考核，衍生白色恐怖，以至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職掌上「包山包海」，甚至難脫「政治偵防」的惡名難脫。 

台灣解嚴後，調查局在情治工作上的功能逐漸降低，重新定位，跨足犯罪偵查，但與其他機關職權又多所衝突，例如毒品、組織犯罪防制，與警察機關重疊；1992年法務部設立政風司，「人二」走入歷史，之後成立「廉政署」，轉型專職肅貪，也搶了調查局的重要本業，兩單位肅貪，講好聽一個專查公務員，一個負責企業肅貪，越多犯罪偵查機關，好像可以分進合擊，但實際並非如此。

吳景欽說，台灣有關機密保防、國家情報法律都已具備，例如《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刑法外患罪、瀆職罪章規範洩漏國防機密，或洩漏國防以外機密之罪，再制訂保防工作法，「嫌法律不夠多嗎？」

應從法規面先檢討，而不是想到就立專法。

他表示，目前已有國家情報工作法，保防工作很多機關都在做，不是只有調查局，應該從現有法規檢討，運作上出了什麼問題？可以修法就修法，而不是想到什麼就立新法，製造更多困擾。況且，保防工作法草案由調查局研擬，完全錯了，因為調查局本身是利害關係人，應由法務部或行政院主導。

「講白一點，這是拍馬屁的法案」，吳景欽說，總統講一句話，底下就只會想盡辦法拍馬庇，沒有人敢說「總統你錯了，目前法律就有了」。

吳景欽說，調查局是源自蔣介石時代的特務機關，雖層級不高，但至今只聽命一個人，就是總統，可說上達天聽。調查局當務之急是重新定位，包山包海是過去威權時代殘留，主事者要有大破大立調整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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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沒有當上總統，誰都會說，一旦坐上那個位置，每天進辦公室，在辦公桌上看到輿情報告，誰不會想要掌握這個機關，誰又會想去整這個機關？」蔣介石、蔣經國如此，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又何嘗不是？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長高榮志則表示，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的原則很簡單，只要涉及憲法基本權的侵害，特別是對人民的強制處分，原則上都要依據「法官保留原則」，無論搜索票、拘票令，所有對人身侵害，都要經過法院，這是最基本三權分立，也是刑訴法基本原則。  

給保防員過多不確定權力，如同開出「開白支票」。

他說，保防工作法危險之處，在於是否給予保防員過多不確定的權力，過多的灰色執法空間。保防法在他看來就是「刑事訴訟法的例外」，想要做的就是讓刑事訴訟法強制處分原則變例外，他擔心創造太多的例外，就等於給保防員「空白支票」，值得密切注意。          

高榮志表示，立法要有足夠正當性基礎，更重要的是，人總會犯錯，如果保防員執法出錯，造成人民損失，不能只是給予救濟程序，必須建立後續究責機制，且要符合比例，追究保防員和上級連帶責任，才能內控，不敢亂來。否則給予這麼大權力，卻沒有責任，很容易濫權。

「國民黨看到這法律應該很緊張」，高榮志明白指出，國民黨主張兩岸和談，與中國往來談判，可能對台灣好的，也可能對台灣不好的，很容易被定義賣國、洩漏情資，難道國民黨不怕被民進黨政治偵防？卻未見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笨笨的」，他認為國民黨應從政治上緊盯這個法案謹守憲法原則。立法院也要負起把關責任，檢視立法每個細項，有無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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