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像是「夢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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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2016年07月31日 06:00:00

許知遠:我感覺中國社會進入了一種更深層的夢遊之境。(路透社)

就像是夢遊人。他說起此刻的巴黎。

 

V清瘦、溫和,有一個英國父親與德國母親,如今在巴黎教授中國思想史,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在此之前,他在香港工作了九年,是一家學術機構的負責人。V與我同齡,算是新一代的歐洲漢學家。我喜歡他的性格,在很多事情上,我們也分享著相似的觀點。

 

我們都感覺到,我們所熱愛的那套自由主義價值觀—對個人自由、人權、多元價值的尊重—正在遇到諸多挑戰。這些挑戰既來自重新興起的威權主義,也來自那些統治著東西方學院的、概念混亂的左派知識分子們。

 

在他們心目中,似乎個人自由、個人權利這些概念,因為過分簡單、理所當然,而不值得花時間去注意。生活在香港的經驗,一定更加劇了他對這些基本價值觀的感受,他看到了這座了不起的城市如何正在它自己曾經的自由與秩序,滑向紛爭、混亂與壓抑。

 

我們有一年未見了。香港的情況更糟了,而歐洲,因為英國退出歐盟正陷入新的混亂,沒人說得清這一切如何發生,它又將通往何種後果。更糟糕的是,似乎也沒人多麼在乎。他說起巴黎人,他們在咖啡館、餐廳裏,喝著咖啡、紅酒,做著各種閒談,對於玻璃窗外正在發生的劇烈變化—湧入的中東難民、右翼力量的興起,還有英國的退出—似乎都毫不在意。

 

世界再次處於某種夢遊中嗎?

 

V借用劍橋歷史學家Christopher Clark的概念,他用「夢遊人」來形容一戰前的歐洲人,他們在似乎渾然不覺的踏入災難中。如今,世界再次處於某種夢遊中嗎?

 

「夢遊人」讓我想起了奧地利歷史學家Philipp Blom的《眩暈年代》。在書中,他給予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另一個新的角度。它不再是軍事與政治事件,它也是一場技術、感官、思想革命的結果。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世界,是一個不斷加速的時代、一個信息、交通革命、全球化的時代,是一個飛機、汽車、電影、艾菲爾鐵塔這樣的建築、世界博覽會的時代,它產生了無窮多的興奮與創造力,也讓人陷入無窮的焦慮與暈眩。

 

舊日的價值與秩序被顛覆,新的可能性出現。知名女作家伍爾夫(Virginia Woolf)感慨,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改變了,她感慨的是信息革命沖散的人性。

 

也是這種眩暈感,讓人失去了對事物重要性的理解力。在書中,作者引用了羅伯特•穆奇爾的《沒有個性的人》中一段話:「巴爾幹真的發生了戰爭了?註定會有干涉;但它不確認是否真的是戰爭。很多事情驅動著人類社會。飛機的飛行高度再度提高了;令人驕傲的壯舉。如果他沒記錯,現在是3700百米了,這個人叫做洛克斯。一個黑人拳擊手擊敗了一個白人冠軍,贏得了世界桂冠,他叫約翰遜。法國總統將去俄國;人們在談論世界和平面臨的危險。一個新晉的男高音在南美洲掙到了一大筆,數目大到北美洲的人從未聽過。日本發生了一場可怕的地震;可憐的日本人。簡而言之,很多事情發生了,1913年末與1914年初的時刻是非常富有動力的。」

 

中國進入更深層的夢遊

 

這段話再形象不過的象徵了這普遍的暈眩、茫然與混亂,面對蜂擁的信息與經驗,人們無法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決定性的,人們被潮流所裹挾,對未來毫無判斷能力。我們也生活在一個速度、技術、娛樂與全球化的時代,倘若伍爾夫生活在此,必定會再次感慨人性徹底的改變。

 

一直以來,我以為歷史的類比是荒唐的。此刻的世界與1914年的世界大不相同,人們不會如此愚蠢的重演歷史。但一種不祥之感日益強烈。在任何一次信息革命之後,不管它是印刷術、報紙雜誌還是電視機之後,總有一次相反的潮流到來,人類社會變得部落化、好戰、保守、宗教力量上升,世界變得更多隔閡,而不是更自由。

 

在V感慨歐洲的「夢遊人」狀況時,我感覺中國社會才是進入了一種更深層的夢遊之境。那種對外界一無所知、也毫不關心的心態,正使整個社會陷入普遍的麻痺與愚蠢。而不管是川普的美國,或是普丁的俄國,不都正如夢遊之境嗎?誰也不能料知,這些夢遊者們最終會走向怎樣一個時代。(文章經亞洲週刊授權轉載)

 

※作者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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