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任命女外交官擔任情報首長給台灣的啟示

局外人 2021年09月16日 00:00:00
義大利政府任命職業外交官伊麗莎白·貝洛尼(Elisabetta Belloni)為情報安全保障局(DIS)的局長。(圖片摘自 italy24news)

義大利政府任命職業外交官伊麗莎白·貝洛尼(Elisabetta Belloni)為情報安全保障局(DIS)的局長。(圖片摘自 italy24news)

在今年五月,義大利政府作了一項特殊的人事任命,那就是任命職業外交官伊麗莎白·貝洛尼(Elisabetta Belloni)為情報安全保障局(DIS)的局長,該機構負責督導義大利國內外情報機構的業務,可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DNI)的義大利版本。

 

現年63歲的貝洛尼曾作為義大利外交官員派駐奧地利和斯洛伐克等國,並於2004年至2008年間執掌義大利外交部的危機處理單位,和義大利對外情報和安全局(AISE)、軍情六處(MI6)等國內外情報機構協調合作,處理義大利公民在國外遭到恐怖主義攻擊或劫持的突發危機。

 

這項人事任命特殊之處在於貝洛尼身為女性跟外交官的身份出任義大利版的國家情報總監――情報安全保障局局長,這也打破義大利情報界過往由軍方人士出任情報機構首長的慣例,更重要的是她是首位出任義大利情報機構首長及情報界負責人的女性,這在較為保守的義大利情報界而言,是個劃時代的標誌。

 

而義大利政府的這項人事任命對於台灣的情報界而言,並非是遙遠而事不關己的國際情報界動態,事實上,這提醒台灣情報界,外交界跟女性其實可以在台灣情報界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在國際情報界活躍的外交官跟女性

 

在今日的國際情報界,外交官跟女性在其中的活躍已被視為常態。而外交官跟女性執掌情報機構,在許多歐美國家被視為常態,以女性情報機構首長為例,如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前中情局長吉娜·哈斯佩爾(Gina Haspel)、前軍情五處(MI5) 局長斯蒂拉·利明頓(Stella Rimington)及 埃莉薩·曼寧漢姆-布勒(Eliza Manningham-Buller)等都是著名的顯例。

 

現任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的艾薇兒·海恩斯(Avril Haines)。(湯森路透)

 

至於外交官出身的情報機構首長同樣不少,如現任中情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軍情六處(MI6)前局長約翰·索爾斯(John Sawers)、現任局長理查·摩爾(Richard Moore),法國對外安全總局(DGSE)前任局長伯納德·巴約萊特(Bernard Bajolet)、現任局長的伯納德·埃米耶(Bernard Émié)等等,即使是未由外交界人士出任首長的其他國家情報機關也是留給外交系統一席之地,如德國聯邦情報局(BND)、南韓國家情報院、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的副局長位置都是由外交界人士擔任。

 

當不少國際情報機構近年來都重視「女力」及引入外交界的聲音作為情報事務更為多元及多重視野的助力,甚至讓女性及外交界人士執掌情報機構時,吾人在意的是台灣的情報界是否也注意到這樣的改變趨勢?

 

外交界跟女性在台灣情報界的薄弱存在感

 

對於台灣情報界稍有了解者,都知道目前台灣情報界仍然是保守、同質化、男性主導的狀態,特別在領導階層更是如此。

 

事實上,在台灣情報界當中,常見女性活躍的身影,但是對於性別刻板印象認知的保守心態仍然影響著情報界看待女性在情報事務的角色,更遑論出現女性出任情報機構首長的可能性。

 

至於外交界在台灣情報界的存在感更是稀薄,從國安局主持召開的「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的成員雖然包含十一個情治機關,但是在這當中,卻未能見到外交部的角色;甚至《國家情報工作法》認定的情報機關也未將外交部的研析部門納入其中,相對於美日等國的情報界同行看來無疑是非常難以理解的安排,但是台灣情報界跟外交部似乎都安於這樣的現狀,讓人感到訝異。

 

台灣外交界為何在情報事務上保持沉默

 

筆者曾為文〈我國外交界不應該在情報事務上缺席和沉默〉指出台灣外交界諱言談論情報事務,對於情報事務的認知仍停留在「情報歸情報,外交歸外交」的保守心態。

 

造成這樣的情況不僅是過往戒嚴時期外交界對於情報機構在外館作為監視角色的疑懼及敬而遠之,也在於情報界長年為軍系所壟斷,如外交部等其他部會難以對情報事務置喙所造成的隔閡。

 

但是面對今日國際情報界積極引入外交界的思考跟聲音作為拉闊情報界眼界的助力,台灣情報界跟外交界其實不應該繼續維持「情報歸情報,外交歸外交」的隔閡狀態。

 

台灣情報機構出現女性首長的可能性

 

我國情報界的有識者並非沒有認知到未來有女性出任情報機構首長的可能性,如前軍情局上校龐大為在其著作《情報札記》就認為:「軍情局長不光是陸軍可以幹,海軍,空軍都可以幹,不光是男人可以幹,說不定幾年後會由女人幹。」,而前國安局官員蕭台福在《情報的藝術》也指出:「甚至當戰場勤務都已有女性參與、國外已有女性擔任情報機關首長時,國內情報機關首長、人事單位應該要嚴肅的面對、正確的處理女性在情報工作佔有的份量和角色」。

 

不僅是龐大為、蕭台福等前情報官員如此認為,前任軍情局長劉德良在2018年拜會時任中情局長的哈斯佩爾之後,有感於哈斯佩爾作為首位女性中情局長在執掌局務上的堅毅風格,讓他開始設想「台灣的軍情系統未來也應該能培育出女性的軍情局長」。據媒體報導,當時擔任軍情局出身、作為國安局首位女性將官的國安局「國家安全作業中心」主任的張德蘭少將被認為是適合人選之一;遺憾的是隨著劉德良的卸任,這樣的人事構想沒有得到實行的機會。

 

軍情局出身、作為國安局首位女性將官的國安局「國家安全作業中心」主任的張德蘭少將。(圖片由軍聞社提供)

 

至於在國安局、調查局及電訊發展室等情報機構則是幾乎未曾見到對於女性出任情報機構首長的討論,顯示情報界對此的保守態度。

 

吾人不得不認為,在目前情報界的環境跟氛圍之下,期待台灣出現第一位女性情報機構首長似乎是遙遙無期。

 

如何讓外交界跟女性在台灣情報界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正如筆者前述所指出的,今日國際情報界重視「女力」及引入外交界的聲音作為情報事務助力的作法,是值得今日亟需轉型的台灣情報界所參照的,如何讓外交界跟女性在台灣情報界有更多發揮的空間?筆者不揣冒昧的提出幾點個人意見作為拋磚引玉,具體如下所述:

 

一、外交部應該成立如美國國務院情報與研究局(INR)、日本外務省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的專責情研單位,納入「國家安全情報協調會報」成員並修改《國家情報工作法》將其列為情報機關。

 

二、主政者應該思考將外交界人士作為未來國安局局長人選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比照德國聯邦情報局、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等國外情報機構的方式將國安局三個副局長的位置保留一個給外交系統人士,將外交系統的視角帶入情報事務之中。

 

三、應該在情報界落實「性別平等職場」的理念,讓更多傑出的女性不再為「玻璃天花板」所桎梏,以及讓保守的情報界認識到「女力」的重要性,而不是將女性幹員視為充當機構「門面」以及吸引媒體報導的「花瓶」角色。

 

四、情報機構應該作出更大的改變,如國安局的全面文職化,以及職場環境的適度公開化,讓社會上更多有志於情報工作的女性不會因此而躊躇不前,筆者之前在拙文〈情報機關如何吸引人才:日本情報機關招募手冊的啟示〉對於日本情報機構在這方面的作法有所述及,或可作為參考。

 

五、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應該積極思考在各情報機構栽培傑出的女性情報幹部,並且給予適度的歷練,作為情報界領導階層的儲備人才,為未來出任情報機構首長做好準備。

 

結語

 

今日的台灣情報界,仍然受制於同質化思維的桎梏,更多的異質思維的加入,對於情報界其實是有益無害的。義大利政府之所以任命女外交官貝洛尼擔任情報首長,除了當事人出眾的能力跟外交手腕之外,也彰顯對於「女力」的重視以及打破義大利情報界的同質化,促進義大利情報界的進步,義大利政府的用心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義大利能夠如此,台灣應該也可以朝這方面進行推進跟作出必要的改變。

 

如何讓「女力」以及外交界在情報界有更多發揮的空間,甚至引領情報界,無疑是值得主政者及相關主事者、以及情報界的有識者思考的課題。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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