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一:中國統治模式移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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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 2017年02月26日 00:00:00

《臺灣新報》報導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臺灣新報》,1945年10月2月。)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迄今已經七十年。這一臺灣戰後史上衝突面最廣、死傷最為慘重,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為何會發生?為何以暴力鎮壓收場?帶給臺灣社會哪些衝擊與影響?一直是臺灣社會極為關切的課題。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二二八事件是言論禁忌、不能碰觸,直到一九八七年民間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要求真相、道歉、賠償,島內終於得以公開談論,學術研究也在解嚴前後展開,並在一九九○年代以後蓬勃發展……隨著國內外新史料相繼出土,過去的討論方式逐漸受到挑戰。本書將提供新的研究架構與取徑,從戰後國際秩序及中國統治模式兩大面向,探討二二八事件。──摘自《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第一章「緒論」,頁十二。

 

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

 

在美國支持之下,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中國統治模式跟著跨海而來。一般文獻中描述中國政治文化的衝擊,多著眼於外顯的部分,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第一批軍隊從基隆港下船,軍人挑著扁擔、揹著雨傘,吊著鍋子、被褥,邋遢與缺乏秩序的情狀,使得列隊歡迎的臺灣民眾大為吃驚;1.行政長官陳儀抵臺後第一次廣播要求來臺公務員「不偷懶、不撒謊、不揩油」,讓臺灣民眾心中升起「異常的感覺」;2.官員貪汙腐敗、軍隊紀律敗壞的程度,更引起強烈不滿。3.但中國統治模式有其深層的政治文化特性,國民黨政府成立以來即已成形,在中國大陸行之有年。本章聚焦在特務組織、派系政治如何在戰後移入的過程,這些臺灣社會全然陌生的統治型態,悄悄滲入各個角落,改變了戰後臺灣的政治生態。

 

特務組織與戰後接收

 

戰後最早進入臺灣的是特務機關。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第一批國府人員隨著美方空軍地勤支援小組(AGAS)抵達基隆,他們是軍統局張士德、黃昭明,與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

 

張士德,原名張克敏,臺中大甲人,日治時期臺灣農民組合成員,早年到中國大陸,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加入軍統局,官拜上校,此刻以臺灣義勇隊副隊長的名義返臺,人稱「張大佐」。黃昭明,福建廈門人,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畢業,因翁俊明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翁俊明為首的中國國民黨直屬臺灣黨部成立,他曾任黨部幹事、翁俊明之機要室主任、軍統局少校組長等職。黃澄淵是福建龍溪人,菲律賓大學礦物工程科畢業,曾任福建省古田縣、仙遊縣縣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永安分團幹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執行委員、福州市政府籌備處處長等職。

 

據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所獲情報指出,黃澄淵來臺時的身分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校,此行是為了安排中國四大銀行在臺設置、空軍地勤、無線電作業等問題。張士德、黃昭明兩人是「戴笠的人馬,以中國政黨的身分在此招募黨工與地下工作人員」。接著,藍衣社要員陸續抵達,連謀中將來臺監控陳儀及其僚屬、王成章少將主掌政府補給、陳達元少將負責在臺情報部門的建立。

 

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等團體歡迎國府

 

張士德與臺北市執業律師陳逸松接頭,兩人在「梅屋敷」(今國父史蹟紀念館)見面,他以閩南語告知陳逸松「國軍很快就要來了」,為防止國軍到來之前日人可能有的破壞行為,要求陳逸松將青年組織起來以保護國家財產的安全,命陳逸松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擔任臺北分團籌備處幹事兼主任,並以臺北市榮町菊元百貨公司(今博愛路、衡陽路口)五樓做為臨時辦公室。

 

軍統局張士德為何找上陳逸松?陳逸松晚年告訴政治受難者謝聰敏,「是根據閩南軍統領導人陳達元的選擇」。原來,陳逸松自日治時期一九三五年起,將經營得鼎盛的律師事務所業務展到華南,在廈門漢中路租屋掛起「陳逸松法律事務所」招牌,是當時廈門唯一的臺灣人辯護士。陳達元則於一九三九年起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漳州分團主任、青年團福建支團幹事,同時兼負軍統局福建閩南站情報之責。根據陳逸松晚年的說法,他與陳達元是福建漳浦宗親,戰前在漳浦召開宗親大會時就已「認親」,在輩分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姪輩。透過族親的人脈關係,軍統局開始在臺灣進行搭橋布線的工作。

 

當時中國正處於「訓政時期」,施行「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張士德向所接觸的臺灣人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表示臺灣人若想自行成立其他組織,政府一定不會同意,依國內的情況,加入組織必得非黨即團。臺灣民眾當時根本弄不清楚「三民主義青年團」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屬性與功能,也對國內的複雜政情一無所知。但基於種族的情感與熱忱,青年團的籌組工作在全省各地受到熱烈的響應,很快地順利組成,各地負責人包括臺北州陳逸松、新竹州陳旺成、臺中州張信義、臺南州莊孟侯、高雄州吳海水。而青年團最初的訴求綱領包括:宣傳三民主義、勿忘光復大義、御用士紳退場反省、推行國語、協助維護治安等等。

 

根據美國戰略情報局(OSS)的調查,戰後初期臺灣各地的政治社會團體包括人民協會、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學生聯盟、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等,其中青年團在各地區都有分支機構,組織最完整,規模最龐大。在OSS的報告中,針對高雄州、臺中州、新竹州轄下各地青年團分隊、領導人姓名、參與者姓名與人數都有詳盡的資料,至一九四五年底,光是高雄州青年團人數約二五○○人、臺中州二五八六人、新竹州三二八九人,就有八三七五人。如果再加上臺北州、臺南州的團員,人數顯然破萬,可見青年團在臺灣各地受到的熱烈歡迎程度。……

 

 

※作者陳翠蓮: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已出版《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等。

 

本文摘自《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一書第三章「中國統治模式移入臺灣」,頁一三四~一三七。由衛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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