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歲以上的老台中人一定都記得林俊義，他是個生物學家、台灣環保運動的先驅、東海大學教授，曾在八零年代多次代表民進黨參選台中市的公職。兩年前，他接受促轉會「監控檔案當事人閱覽計畫」的邀請，回頭閱覽他自己從民國66年開始教書，直到78年投身政治、參與選舉，至84年調查局停偵為止，長達18年的受監控記錄。

第一次閱讀到自己的監控檔案，林俊義難掩激動，他透過檔案才意識到情治機關曾潛入他的辦公室與住家進行搜查，也得知哪些同事、學校行政人員，甚至自己的研究生都曾暗中監視他的言行舉止，回報情治機關。林俊義說：轉型正義應該要讓「抓耙子」負責，「一定要透露出他們做的事情……讓他們知道shame on you，讓他知道shame！」他同時希望讓這些人向整個社會表達後悔。

這只是當年國民黨政府在民國60年代開始，結合教育行政部門、情治單位和國民黨系統而成立的「春風會報」裡的一個小小個案。根據調查局典藏的《74年校安工作統計案》顯示，為了達到「層層布建、室室有人」的校園監控目標，在全國83所大專院校裡，直接接受「春風會報」指揮的「工作同志」即有 3,900 人，這其中還不包括由調查局及國民黨親自指揮的布建。

林俊義是當年這項大規模校園監控計畫的受害人，但他的震驚與憤怒卻不是唯一的典型；相較於林俊義最後因為「自立晚報事件」而被迫離開臺灣，許多在解嚴前被監控的大學異議性社團學生，因為受害的程度較輕，態度稍顯寬容。根據促轉會的事後的訪談計畫，約有五分之一的受監控當事人對線民抱持同情理解的態度，認為他們不過是監控體系之下的棋子，會成為線民，背後可能有很多的因素；尤其在威權統治的年代，資訊不對等，有些人因此相信了情治人員的說法。

不過，理解並非不必負責；尤其，當當時的「線民」還是現在的政治人物之時。

從調查局監控檔案開放當事人閱覽之後，黃國書是「國民黨職業學生」的訊息即已在民進黨內傳開。黃所屬的新潮流系約談當事人獲得確認，隨即以「背叛同志」為由逕予開除。不過，民進黨內對於如何處理黃國書一直有不同意見。例如柯建銘昨天就公開表示，黃國書在過去20多年來，連任五屆市議員、三屆立委、七次獲公督盟評鑑為教育文化優秀立委，一直是民進黨的好夥伴，應該抬頭挺胸留下來，共同努力捍衛台灣才對。

一個在過去20多年來表現良好，在專業上表現出色的公職，究竟該為了一件20多年前背叛同志的往事，付出什麼樣代價？這問題隨著黃國書當年做過的事，他這20年來曾經付出的努力，以及他現在的政治位置，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倫理議題。但如果真要再深究，你我都不是那個被監控的人，又如何能替那個被背叛的人說話或要求原諒？

一位被監控者在促轉會的「當事人訪談計畫」裡說道：「我倒不想要去究責或者是報復………。可是我真的非常想釐清，那個大架構之下，為什麼人，就是監控者，那個執政者到底布了什麼架構，讓身處裡面的人，會去進入到那個架構，願意做這樣的事，變成這個架構的一分子。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釐清的事實，你要轉型正義，基本的事實要先釐清，才有後面要怎麼正義的部分。」

這其實是促轉會這兩年執行了 84 份受監控當事人訪談紀錄後，多數人共同的想法。被監控者想知道那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周遭的好友同學為了獲得什麼而監控他？被監控者如今未必想要報復誰，卻更希望那個監控者或當年主使的那個政權跟他們說聲「對不起」。即使像林俊義這樣曾被毀了自己所有生涯規劃的當事人，最後也只是說：「我不是為了要懲罰誰，而是應該要向台灣社會呈現我們曾有過這樣的歷史。」

「抓耙子」未必是對所有曾被當年調查局或國民黨吸收的學生的適切形容詞，但黃國書要為當年的行為負起什麼樣的責任？這責任是否大到要以退黨退出政壇以明志，需讓黃國書自己與社會對話。弔詭的是，一個在當年位於當年監控系統末端的年輕學生，如今得為當年的行為懺悔認錯；但當年那個威權體制的後繼者，竟能大言不慚地宣稱這是情治單位的事，與國民黨毫無干係，甚而在一旁額首稱慶而不以為忤，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屬於台灣特色的轉型正義。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