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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惟輸在錯誤示範「素人從政」

鄭吉珉 2021年10月23日 19:40:00
陳柏惟在國會高度爭議性的作為不只難以讓人認同,媒體聚焦還可能產生反效果,讓當地民眾覺得「見笑」。(張哲偉攝)

陳柏惟在國會高度爭議性的作為不只難以讓人認同,媒體聚焦還可能產生反效果,讓當地民眾覺得「見笑」。(張哲偉攝)

陳柏惟的罷免案總算塵埃落定了。但成敗之外,還有更多可以關注的層面。因為它並非單一偶發事件,而肇始於綠營,引起藍營報復,不免於因人設事,制度面上也有待檢討。但它還是一系列素人從政(跳過傳統從政歷練,如民代助理、選舉抬轎、政治世家……等)的後續發展:柯文哲、韓國瑜(脫離政壇十多年的過氣政客,本就應被視為素人)、郭台銘、張亞中、黃國昌、黃捷、王浩宇、陳柏惟、林昶佐……等。因此這次罷免案可視為對素人從政的檢驗。

 

素人從政能蔚為風潮,是因代議政治未能有效反映民意。像ECFA只有少數特定買辦獲利,影響更深遠的服貿協議當然得不到支持。但民進黨卻無法有效抵制,群眾只好自救式的佔據立院。而藍營摸頭不成、改採警力鎮壓,當然失去民心;但綠營也因無法掌握與引導運動,淪為替學生「顧門口」的另類保全。代議政治失靈下,人民的結論當然是:政治人物不是無良,就是無能或無知,還不如自己來。

 

但一般狀況下,民眾連投票都未必有意願,更不可能參選。因為在媒體和輿論的無情檢視下,再微小的過失都會被挖出來檢視,候選人等於是在光天化日下赤身裸體面對大眾。因此,純粹道德意義上的「好人」當然不想也不會參選。不過這波素人從政之所以能克服恐懼,就是因為對理念的素樸熱情,以及受國民黨崩解後的權力真空所吸引。

 

但理念是抽象的,對它的認同通常快速而廉價。就像只憑廣告而衝動購物,沒多久就發現那只是「想要」,而不是「需要」。理念固然崇高,卻與日常現實有所差距。所以主打理念而當選者,很容易會忽略選區與選民的特色與需求,甚至會把自己等同理念的化身。一旦如此,不是膨脹自己,就是非黑即白。反對自己的,不管什麼原因,通通非友即敵;支持自己的,就算狼子野心,也要給予擁抱。就像環南市場染疫事件中,應扮演中央與地方溝通橋梁的立委,卻以為是自己質詢(或競選)的主場,大聲斥責台北市長防疫不當;卻遭市場自治會主任嗆聲,說立委在疫情發生後從沒到市場表示關心。

 

這就是過於執著理念而「頭腦發熱」的結果,而陳柏惟也有類似的表現。他最在乎「抗中保台」與「保護母語」的理念,但卻不一定是民眾關心的唯一或第一要務。而且陳與地方本就缺乏淵源,但偏偏每次他成為媒體焦點時,如果不是講一些自以為幽默、「中二病」的幹話(例如易產生不當聯想的「打手槍打到住院」、「中共挖海砂是開闢潛艦伏擊區」而被海軍參謀長打臉說要「挖很深」、萊豬做的蜜汁火腿吃起來很爽、在立院衝突中放話要「1打35」但卻被人輕易撂倒),因而自行貶低國會議員的格局;要不就是堅持自以為是的理念而導致質詢失焦(以台語質詢退輔會主委馮世寬與國防部長邱國正),未能善盡國會議員的職責。更糟的是,這些都成了難以抹滅、並讓對手見獵心喜的把柄。

 

這些高度爭議性的作為不只難以讓人認同,媒體聚焦還可能產生反效果,讓當地民眾覺得「見笑」。但陳柏惟接受《新頭殼》專訪時,對自己的爭議性言論卻表示:他從政的初衷就是希望大家真實一點,不要一直把政治人物塑造成他心裡的樣子。他在選舉過程也是儘量保持真實。他只是儘量講他平常就會做的事情。而這陣子對他來講比較大的改變就是「我還是要去符合多數人所期待的那一面,但不代表……,坦白講那是台北人期待的那一面」。

 

可以看出陳柏惟把自己和一般政治人物對比,認為自己較為真實,符合自己平常的樣子。而其他的政治人物則被塑造成「他心裏的樣子」(虛偽?)、「……那是台北人期待的那一面」(台北人不真實?)。但人本來就不只有單一面向,在不同的身份與情境下,本來就該有不同的「真實」。如果認為粗魯不文才是真實、才接地氣,既限縮了真實的意涵,更是誤把「草根」等同於「粗俗」,因而也混淆了「庶民」與「下流」的分別。這就像台語原本文雅與俚俗並存,但在所謂「鄉土劇」刻意放大扭曲後,卻只剩下了低俗。

 

語言當然不止於「工具」,它還是使用該語言的民族之思惟方式與文化。但陳柏惟對母語的堅持,可能較接近語言純化/語言保護主義(linguistic purism/linguistic protectionism),忽略了語言本來就會隨時間而變化,更會與其他語言互動與混血。台灣通行的語言雖來自漢語(北京話、閩南話/河洛話/福佬話、客家話),但因與對岸長期隔絕而造成語境與語用的截然不同,使辭彙、發音、語氣與語法與對岸有別。簡言之,「國語」講得再好,中國人還是認得出我們是台灣人。所以台灣的華語(或華文)早在漢語外獨樹一格,就像美語與英語的差異。

 

而台灣早期體制下培養的軍人就算能聽懂台語,應該也不可能「輾轉」。即使立院有通譯,但國防是高度專業,自己人翻譯當然比較放心。再加上因為安全與保密的要求,軍隊自然形成高度封閉的專業團體,必定對自己人多一份信任。而在雙方都曉暢國語,邱部長的台語卻遠不如陳的情況下,堅持用台語質詢不正是讓部長處於不對等的位置?但對軍人以戰勝為目的之訓練與邏輯而言,一定要佔據制高點(有利位置),不然至少要對等,否則必敗無疑。

 

但陳委員卻認為邱部長明明聽得懂,卻堅持由常次翻譯,是看不起母語、「鴨霸」,因而吵起來使質詢失焦。但馮世寬與邱國正可都不是軟柿子,再加上軍方長期的保守色彩,堅持用台語質詢軍方,固然可說是試圖建立灘頭堡的英勇表現;反過來看,卻是暴虎馮河,既缺乏方法與手腕,更高度缺乏判斷力與智慧。

 

韋伯(Max Weber)在〈政治之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的演講中說,以政治為職志者必須要兼具熱情、判斷力與責任感。以陳柏惟為例,素人雖充滿熱情,卻缺乏判斷力。不過判斷力需要長期累積與反覆試煉,以此責備則失之公允。但韋伯談到責任感時,進一步區分了「存心倫理」(Gesinnungsethik)與「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作為「存心倫理」的熱情,只在乎動機純正,而無視於結果;如果結果不佳,與行動者無關,責任只在於世界與其他人的愚昧。但「責任倫理」不會假設人的完美,也不會把行為的結果轉嫁給他人,而是衷心表示這個行動就是他的立場,並且承擔起行動的所有後果。

 

唯有願意承擔行為的後果,熱情才能從「沒有結果的亢奮」,變成對務實理想的熱情投入。而用熱情來追尋務實理想時,才會對目標負起責任;而在務實的理想下,熱情才會對人與事都保持距離,也才能運用判斷力來如實面對情勢。如此,才能扮演一個因為真正對責任有熱情,而懂得自我克制的政治家。才不會變成空有熱情而不務實,既無責任感,又沈醉於虛榮的權力慾望,因而缺乏判斷力與智慧的政治玩票者。

 

而政治玩票者的結果通常是,他堅持的理念與作為的後果經常背道而馳。因為失焦的質詢,使立院通譯制度被擱置,「保護母語」的目的反而更遙遠。因為在國防事務上的不專業而淪為笑柄,使「抗中保台」徒然淪為口號。但如果對被質詢官員多一份同理心與尊重,立院通譯可能繼續施行,而國家語言法也能落實。如果在國防事務上多花時間鑽研,不只靠專業讓相關官員認同,還能在國際合作上贏得盟友尊重。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一波素人從政看來應該還限於後者。但這兩者其實是交替循環的,以素人從政最佳典範的李前總統為例,他能確立台灣主體意識,固然是因時勢所趨,但更因善於呼應時勢,因勢利導地凝聚各方力量,匯聚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浪潮。但如何掌握並運用時勢,就是判斷力與智慧的問題。而李前總統之所以能有智慧,一方面是透過大量閱讀,再則是與各種專業人士溝通討論,而大量吸取各方經驗。但更重要的是,他對台灣始終保有一份冷靜而清醒的熱情,與一份對責任的堅毅承擔。

 

因此試圖引領風潮的素人,一定要清楚自己其實只是因為乘了順風,才破得了浪。不然還會發生各種匪夷所思的情況,不會只限於為火災罹難者起立默哀時,竟然還端坐滑手機,還辯解因回應陳情與發文而沒注意……畢竟,議會就是議員的主場,再多理由都難以合理化如此「不長眼」的行為,更何況面對的還是人命與公共安全。果真一再如此,別說要引領下一波風潮,恐怕在這一波浪頭還沒停下之前,就會給摔了下來。

 

所以想從政,不只要有熱情,還要有責任感與判斷力。人微言輕,也就算了;但如果位高權重,就難以預料會給民眾和國家帶來什麼。以史為例:韋伯發表上述經典演說後不久,有個兩度報考維也納藝術學院落榜的年輕人,一戰戰敗後退役返鄉,加入某政黨,成了黨魁,誓言恢復祖國的光榮。結果這個政治玩票者的理念與作為的結果背道而馳,祖國不只沒恢復光榮,還遭受了莫大的災難與恥辱。

 

是的,這個從政的「素人」,就是希特勒(Adolf Hitler)……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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