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70周年】台大教授花亦芬:最大遺憾只有受害者 沒有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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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惟崧 2017年02月28日 13:55:00

台大歷史系教授的花亦芬認為,轉型正義的工作,不是透過幾次二二八調查報告,就能知道事情真相,政府一定要做好檔案清查。(攝影:林惟崧)

民進黨在2016年大勝,贏得第二次綠色執政,創造第三次政黨輪替,今年二二八70周年無比重要,官方與民間陸續有上百場的紀念活動,更多的故事被挖掘,而中國不改逢十大肆慶祝的習慣,新聞添了不少言詞交鋒,「轉型正義」的議題又輪迴火熱起來。現為台大歷史系教授的花亦芬,曾赴德國參與轉型正義的學術研討,看著台灣逐漸起步的轉型正義工程,花亦芬點出,「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認知還很薄弱,我們有一個成熟的民主架構,但不夠我們面對這個議題。」

 

已經70年了,還有很多家屬不知道,他們家人是怎麼死的?

 

「轉型正義」這個課題,可以應用在很多領域,但它也不是包山包海,其主要的核心價值,仍在於藉由「體制」的翻轉,要讓曾「被威權侵害」的人得到公平的正義,以及公民社會上「信任感」的重建。花亦芬認為,雖然說起來簡單,但轉型正義在台灣仍然只是起步階段,新政府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

 

你以為二二八的事件已經水落石出、證據清楚了嗎?「70周年了,但還有很多家屬不知道真相,不知道當時家人是如何死亡的。」花亦芬指出,二二八的檔案蒐集還沒齊全,尤其最近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又釋出一批檔案,竟然是在台灣鹽業公司找到的,這幾乎是所有人沒有料到的事情,這些檔案足以再彙編成8本,說明了一件事:新政府要盡可能全面的、努力的翻找二二八檔案。

 

延伸閱讀:二二八檔案不是談開放問題 「遺落民間的可能被銷毀」

 

最近國史館館長吳密察釋出一批二二八未曝光檔案,蔡英文也在臉書上貼文表示,「轉型正義」是台灣最重要的民主工程之一,常常要在「迷霧」中挖掘真相,其中最關鍵與繁複的一個環節,就是清查徵集各機關相關檔案的工作。(翻攝自蔡英文臉書)

 

「每次我們都在喊檔案開放,但檔案不是開不開放的問題,而是有沒有用心在找。」花亦芬說,二二八發生在全台灣,每個角落、每個倉庫,都仍可能再找到當年事發的關鍵,或許各級政府機關、國營事業都還有很多沒發現的資料。花亦芬認為,以前的檔案資料出土很少,顯示我們根本沒有積極在整理,轉型正義的工作,不是透過幾次二二八調查報告,就能知道事情真相,政府一定要做好檔案清查,再讓國史館、檔案局好好統整。

 

「要說二二八最大的遺憾,就是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花亦芬解釋,雖然曾有過幾次「二二八責任歸屬報告」,是透過行政院轄下的二二八基金會來處理,但這些報告主要針對「被害者」來做研究,儘管證據直指蔣介石是最大元凶,但報告內容仍聚焦在誰受害、如何受害,「當時黨國威權的結構、運作和體制,都沒有一個深入的研究分析。」花亦芬認為,要讓加害者真正的站出來,不要讓後代避談過去。

 

從威權過渡到民主,必須讓司法把黑盒子打開,建立完整的體制

 

提到台灣跟德國在轉型正義工程的差別,花亦芬認為,「司法體制不完全,是台灣最大的難題。」在轉型正義的框架中,需要去做責任認定的工作,但有效的責任認定,得從司法上來進行,而多次被延宕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就是台灣能否更往前跨進一步的關鍵。

 

《促轉條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法的定義,代表著我們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體制的象徵。」代表國家對體制的重建,讓政府、公部門在運作時能有所依據。例如,在德國出現納粹符號、納粹裝扮或是手勢,都是屬於違法,這樣的依據讓世界知道,德國已經揮別了過去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從歷史上重生。

 

而《促轉條例》能幫助我們,在規畫開放政治檔案、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等多元面向,能夠有完整的框架去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花亦芬說,「我們要讓司法把黑盒子打開。」

 

花亦芬認為,市中心長期以來有一座中正紀念堂,但裡面紀念的卻是一個殺手,會混淆學生的價值觀(攝影:葉信菉)

 

提到轉型正義,就不得不問關於中正紀念堂的存廢,對此,花亦芬認為,其實不只是中正紀念堂,紙鈔上的蔣公都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威權符號到底該不該存在我們日常中?

 

對花亦芬來說,威權體制在過去留下大量符號,而這些符號、意象其實很容易在我們的日常中留下深刻的影響,為什麼我們小時候課本一定要讀蔣公看魚兒逆水而上?學校裡到處都是蔣公銅像?教科書為何對二二八事件輕描淡寫?

 

我們的市中心長期以來有一座中正紀念堂,但裡面紀念的卻是一個殺手,花亦芬表示,「我們的教育反而被這些威權符號擾亂了,學生的價值觀容易出現混淆。」從去年高中生辦納粹來看,可以知道他們對所謂威權的認知是不足的,某種程度上,我們會因為銅像而繼續對蔣中正懷有敬佩之意。

 

威權符號混淆學生價值觀,應用更細膩的方式,如電影、詩歌,讓年輕人對歷史不再陌生。

 

處理中正紀念堂,「民進黨要細膩、要有配套措施。」如果一下馬上移除,容易造成社會對立,花亦芬說,我們要思考要賦予中正紀念堂甚麼樣的嶄新意義,讓它與台北市周遭的地景、文化產生連結,「重要的是,要讓大家覺得比放一個銅像在那裏還要好。」

 

花亦芬認為,德國在轉型正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教育。「德國的社會已經形成一種氛圍,年輕人很清楚的知道,過去的錯誤不該再發生。」但台灣的年輕人,普遍對二二八冷感,甚至很多人不想思考,為什麼轉型正義如此重要?這一塊台灣教育反而是空白的。

 

「社會上有很多的公民逐漸覺醒,開始思考轉型正義,但還不夠。」花亦芬說,期待未來我們能用更多的電影、詩歌、紀錄片或是講座活動,讓年輕人不再對台灣的歷史陌生,「讓台灣用轉型正義,贏得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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