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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檔案不是談開放問題 「遺落民間的可能被銷毀」

林惟崧 2017年02月28日 13:54:00
二二八事件中,台灣各地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當時台灣省專賣局查緝員用暴力取締,釀成民眾1死1傷的「緝菸血案」,圖為群眾當年激憤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台灣省公賣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取自維基百科)

二二八事件中,台灣各地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當時台灣省專賣局查緝員用暴力取締,釀成民眾1死1傷的「緝菸血案」,圖為群眾當年激憤包圍肇禍者任職機關台灣省公賣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取自維基百科)

1947年2月27日,天馬茶房外,國民政府的一聲槍響,讓台灣陷入一陣混亂,爆發二二八事件。轉眼2017年,二二八事件來到70周年,同時也是台灣解除戒嚴30年。在解除戒嚴前,二二八像是迷霧一樣,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只有1950年代,海外的台獨團體每年會舉辦追思會,台灣島內幾乎沒有人敢提起二二八,更不用提追討兇手。

 

民進黨成立後,轉型正義才有了新的突破,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曾想解密二二八相關檔案。

 

1989年秋天,花亦芬遠赴異地,就讀德國的科隆大學,1個半月後,柏林圍牆倒塌,世界正快速變動,德國民主進入新的篇章。很多年以後,花亦芬成了台大歷史系教授,作為見證德國邁向民主化的路程的人,花亦芬在去年出版了台灣第一本探討德國兩次轉型正義的書,希望能替台灣的轉型正義,帶來不同探討。

 

延伸閱讀:【二二八70周年】台大教授花亦芬:最大遺憾只有受害者 沒有加害者

 

二二八後,緊連著白色恐怖,讓台灣浸在一個警戒防備的氛圍。相較於二戰後的德國,花亦芬說,台灣轉型正義的工程來得很晚,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一直到民進黨成立後,才真正有了新發展。

 

民進黨是在1986年成立,解嚴後的威權體制逐漸鬆動,台灣民間開始想要突破「二二八禁忌」,兩個高雄人陳永興、李勝興和鄭南榕,發起和平運動(228和平日促進會),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開始了第一波的檔案調查報告。

 

李登輝1988年開始擔任總統後,開始了第一波的二二八檔案的調查報告。(攝影:蘇郁晴)

 

花亦芬說,陳水扁時期曾有第二波的檔案調查報告,但是找出來的檔案數量不多,後來國民黨執政期間,檔案也發覺有限。一直到二二八70周年,最近一批國史館的檔案堪稱是大突破,總統府、台中縣政府和彰化縣政府的檔案,前幾日才正式編冊,在台鹽找到的二二八檔案更是讓人出乎意料。

 

「我們的檔案其實不是只談開放,而是根本不知道它在哪裡。」花亦芬說,我們在白色恐怖、二二八相關史料的檔案,是歷年來基層單位或是不同機關在清查時,才發現的。最麻煩的是,「遺落民間的檔案可能被銷毀。」

 

去年一家拍賣骨董的「再生公司」曾到處兜售二二八史料,原來那批史料是台北市調查局(保密局台灣站)的一名情治人員所擁有,去世後,家人將這批史料及遺物,賣給回收業者,後來才又輾轉流到再生公司手中。花亦芬說,這些都顯示政府在檔案管理上的疏失,必須要更有效率地尋找可能散落的檔案

 

轉型正義,不是打口水戰,或單純的去蔣化,而是面對過去的錯誤,讓未來不再發生。

 

即使社會上開始有檢討二二八的聲浪,1995年立法院更是通過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明訂每年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但後續轉型正義的工作,花亦芬認為,在民進黨第一次綠色執政時,面臨了「朝小野大」的難題,中央無法推動更多積極作為,來自國民黨的阻力,也讓轉型正義停留在文史整理的階段。

 

花亦芬說,「我們要把過去歷史的錯誤跟真相讓大家知道,去撫平、療癒這個傷口。」這動作不是只有金錢上的賠償,還有司法的改革,進而帶動教育、文化上的轉變。

 

但花亦芬認為,過去提到轉型正義,台灣社會就陷入一種仇恨、對立,變成一種「政治術語」的口水戰。花亦芬說,但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是單純去蔣化、製造對立,而是處理過去的傷口、過去的錯誤,讓未來不要再發生那些慘絕人寰的事蹟,「藉由轉型正義,保障我們的現在跟未來。」

 

一提到轉型正義,許多人只想到去蔣化,或者想拿中正紀念堂來開刀。(攝影:陳品佑)

 

「以前二二八的受難家屬,很多是不敢出聲的,他們害怕被社會歧視、再度遭到迫害。」花亦芬說,或許在現在來看,二二八好像已經處理到一個不錯的階段了,但台灣仍然沒有用「更嚴肅」的眼光看待問題,那些經歷白色恐怖、二二八受難的人,被無端羅織罪名、毒打、求刑,喪失生命,「但為什麼要扭轉這樣的正義,卻被形容是製造對立?」

 

「過去的事情一定要再提。」花亦芬說,我們其實是一個很舊的軀殼,但正走向民主化的歷程,想要脫去那件威權的外衣,就必須要把轉型正義做好。如果不把過去的故事說清楚,是甚麼樣的體制,造成這樣的結果,這些過去的歷史難道就可以再發生嗎?

 

不過,花亦芬觀察,隨著政黨邁入第三次輪替,近年來公民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出現了很多所謂的「天然獨」,比阿扁時期還要更能認同台灣。「因為年輕世代天然獨的崛起,讓社會開始慢慢認識轉型正義。」花亦芬說,除了政府之外,我們其實可以透過民間單位來做更多,用口述歷史、紀錄片和參訪等等,讓社會的摩擦降到最低。

 

台灣不是東德或南非,應該找出屬於自己的「轉型正義」,才能深化民主。

 

有人或許會問,堅持轉型正義是為什麼?前總統馬英九在2月初就曾表示,國際社會已經肯定台灣是民主國家,但「台灣還在搞這種東德南非的轉型正義,非常不正確,是時代錯誤,不應該發生」。花亦芬對此感到不認同。

 

花亦芬指出,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有轉型正義的經驗,南非透過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只要是曾經傷害過黑人的白人,在公開場合、電視機道歉,承認錯誤能不被起訴;德國也經歷過兩次重大的轉型正義時期,但台灣其實還沒有找出屬於自己的「轉型正義」

 

花亦芬認為,這幾年的台灣公民運動、對社會議題的發聲等等,讓國際對台灣有了一定的認識與認同,但在很多人看來,台灣曾經是一個威權主義的國家,我們還沒有處理好過去的錯誤,從第一次政黨輪替到現在不過17年,「德國政府透過歷史正視錯誤,才能贏得世界的尊重。」如果我們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和好,不是打造彼此互信的氛圍,是沒有辦法真正深化台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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