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In Numbers:二二八的經濟因素--「民無米可食」

許建榮 2017年02月28日 07:00:00

二二八事件當年,公賣局台北分局(位於今重慶南路)前圍著大批抗議的民眾。(維基百科)

1947年,偶發的查緝私煙事件,何以能夠成為燎原的星星之火?歷史學者分析,台灣人對「祖國」的期望轉變為失望,軍警官員作威作福、外省人壟斷權位、官員牽親引戚、劫收台灣經濟、政府統治經濟剝削台灣、民生凋敝、貪污腐敗、文化差異與衝突等等,是引爆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反抗「祖國」的主因。

 

從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H. Kerr)的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可了解當年不少台灣人殷切期盼「祖國」來台,只不過,台灣人對「光復」的熱情僅維持約六個禮拜,此後到處出現諷刺國民黨政權的漫畫。「狗去豬來」成為台灣人口中的諺語,台灣人談話中,「日本狗至少還會看護我們的財產,中國豬卻……」。

 

延伸閱讀—《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一:中國統治模式移入台灣

 

狗去豬來 大員作威作福

 

「狗去豬來」是當時台灣人形容日本人統治與「祖國」統治的不同。或許,「狗去豬來」一詞正是形容對祖國的期望變成失望的主因。

 

軍警官員作威作福,是當時台灣人感受最深刻的事情之一,當時的報紙也記錄了大員們的惡狀。例如《民報》在1947年2月上旬的報導標題如下,2月2日:「左營海軍軍人曾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2月9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2月10日:「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六百元。」、「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區長陳夫人。」、2月12日:「巡警以手槍威脅商人。」、2月16日:「福州出身警官特務長,穿制服堂堂打劫,日人家宅頻遭其害,手槍威脅是慣技。」等等。此外,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也記錄下當時台灣人生活井然有序,但軍紀敗壞使得台灣同胞失望的狀況。(詳見: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

 

當然,官員貪污腐敗所造成的民生經濟問題,更是影響民心的主因。當年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在1945年10月抵達台灣時就宣布他「做事及勖勉部屬,素來奉行六大信條,即一不撒謊、二不偷懶、三不揩油、四激發榮耀心、五愛國心、六責任心。」只是,對於當時的台灣人民而言,官員不撒謊不偷懶本來就是應有的工作態度,至於「揩油」則是台灣人不知道的新詞彙,後來台灣人才知道「不揩油」就是不貪污不收賄。對台灣人來說,官員不貪污不收賄天經地義,但揩油一詞說明了「祖國」政權有著特殊的政治文化。

 

經濟的劫掠

 

《被出賣的台灣》描述「祖國」對台灣劫掠最令台灣人失望。國民黨政權掠劫台灣大致區分三個層次,第一、下層軍人恣意搶劫人民財產,第二、高級軍官掠劫工業原料、儲備農產品以及日本人被充公的財產,第三、國民黨政權壟斷制度控制台灣經濟生命。

 

日本統治時的電力公司、糖業公司、漁業團體等企業所擁有的房產,後來變成國民黨軍官所有。國民政府官員搜刮、明搶、暗奪、枉法、徇私、詐欺、偷竊等等無所不用其極。產米的富庶寶島竟然缺糧了,產糖的台灣竟然缺糖,產煤的台灣礦業也在國民黨政權的壟斷下,坑殺套利、賤買台灣煤、高價出售到上海。

 

延伸閱讀—《重構二二八》書摘之二:中國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祖國」的種種,讓台灣人失望。中國官員貪污舞弊無法無天,省參議員王添灯質詢陳儀時強調:「陳儀長官很關心同胞,開口閉口台灣同胞!台灣同胞!對長官的關懷,台灣同胞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些接收大員不是關心台灣同胞,他們關心的是台灣糖包。」

 

後來,王添灯又揭發專賣局長任維鈞吞沒70公斤鴉片私運香港變賣弊案,然而,任維鈞在面對王添灯質詢鴉片消失問題時,竟然回答鴉片被白蟻吃掉了。任維鈞的荒謬答案,只是凸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最後,質疑陳儀與任維鈞的王添灯,也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帶走,從此一去不回。

 

貪污腐敗經濟剝削導致物價遽變

 

「祖國」的貪污腐敗與經濟剝削,是造成台灣經濟社會不安以及物價遽變的主因。從當時的物價指數來看,可以了解人民生活的痛苦與不安。表一是1938年至1946年物價指數,以及1946年每月物價指數,從這些數據可以發現,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在盟軍砲火轟炸,以及日本軍需而實施的國家總動員法、糧食統制等等之下,生活物價尚稱平穩。但是,戰後的台灣,卻經歷物價持續暴漲的狀況。

 

 

特別以台灣人主要的糧食米為例,從表二的資料可了解,戰後的米價漲幅驚人。其中,二二八事件前夕,高雄的米價在1947年1月是每斤208元,但在2月就漲到每斤300元。表三也可發現,台北市的米價則是由1946年1月的平均每斤8.84元,價格攀升至1947年2月平均每斤42.67元,漲幅達到4.83倍。表三也可了解當時各種物價都是巨幅飆漲的狀況,例如麵粉一年的漲幅5.37倍,食鹽漲幅7.09倍,至於糖漲幅則是驚人的21.33倍。

 

 

 

台灣在日本統治時期就是米倉、糖倉,但戰後卻成為缺米、缺糖的地方,導致米價、糖價飆漲,這是令台灣人百思不解之處。早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為日本侵略戰爭之故,台灣許多人力被移往戰場、部份農地轉為軍用、肥料工廠亦遭美軍轟炸等等,台灣稻米產量逐年減少,1945年稻米產量僅平時的七成。即便如此,在日本台灣總督府糧食統制管下,台灣仍未發生缺米糧問題;但是,戰後的1946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卻發生了米荒。

 

學者蘇瑤崇在2014年第86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專文〈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1945-1946)〉探討台灣缺米糧問題。蘇瑤崇指出,當時台灣仍有相當數量米可用,然而,國民黨政府卻停止配給並封存壟斷絕大部分米糧,政府土匪般的搜刮搶劫民間餘糧,是造成「民無米可食」、米價逐月暴漲、偏鄉地方發生飢荒、貧者餓死等悲劇的主因。

 

當然,引爆二二八事件,讓台灣人民向「祖國」發出怒吼的原因很多,政治上,「祖國」來的人壟斷權位,本質上與日本殖民統治無異(表四)。不過,日本統治並沒有造成人民經濟上的生活問題,「祖國」來了卻造成了經濟問題。米價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數據顯示各種物價的飆漲,皆是導致民怨的主因。

 

 

更重要地,這一切問題的源由大致可能與「法治」有關。1947年3月16日發行的《青年知識》第20期,專文〈台灣的災難〉這樣描寫:「1895年日本的『接收』,台灣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1945年中國的『接收』,台灣人卻又得到『無法無天』的統治,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還要好,最低限度,還有法律根據,不致無所適從。這也是另一個顯然的對照。」

 

沒想到,當年北京的童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竟然也發生在台灣身上。最終的結局就是,原本台灣人對祖國殷切「期盼」;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卻對祖國變成了徹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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