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榮欽:如何讓革命發生

沈榮欽 2017年03月04日 07:00:00

世界上的獨裁統治千變萬化,卻都以殺戮製造恐懼來令人民噤聲。(湯森路透)

歌手Sting在1987年專輯中有首令人動容的歌曲《They Dance Alone (Cueca Solo)》,如泣如訴的歌聲吟唱著詩般的歌詞:

 

Why are there women here dancing on their own?
Why is there this sadness in their eyes?
Why are the soldiers here
Their faces fixed like stone?
I can't see what it is that they despise
They're dancing with the missing
They're dancing with the dead
They dance with the invisible ones
Their anguish is unsaid
They're dancing with their fathers
They're dancing with their sons
They're dancing with their husbands
They dance alone

They dance alone

 

用小掛毯上繡出親身經歷

 

Sting描寫的是智利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獨裁統治下小掛毯(arpilleras)運動的一景,這種手巾大小的掛毯是智利的傳統織品,上面有描繪日常生活等各種刺繡,一直深受觀光客與外國的喜愛,智利婦女在小作坊中生產這種掛毯,由於皮諾切特統治期間,許多反抗者莫名地消失,不過在智利討論這些事情十分危險,人們必須沈默以對,但為了思念親人,婦女們開始在小掛毯上繡出親身經歷,以確保他們的父親、丈夫、兄弟或是兒子不被遺忘,例如用消失親人舊衣物一角編織小掛毯,或是在全家人的畫面中有一個問號漂浮在一張空著的椅子上,有時甚至直接繡著「看著我,我們消失了」 。

 

在團結牧師協會(The La vicaría de la solidaridad)的保護下,這些女性團結起來,輪流到監獄、法院和醫院打探被拘留以及失蹤者的消息。在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下,人們不信任彼此,談論政府暴力或是親友失蹤屬於嚴重的禁忌,一旦遭人舉報,下一個失蹤者可能就是自己,每個人都是沈默的孤島。小作坊的存在令這些婦女打破孤立,在孤島間建立信任的橋樑,當時在政府高度審查與媒體控制下,無論是媒體或文學都不會報導貧困社區,如果沒有小掛毯的話,沒有人在社區外會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最終軍隊意識到了小掛毯的政治意涵,逐步增強對作坊的管制與騷擾,甚至放火燒毀展出小掛毯的畫廊,建立了屬於政府的作坊,但已經太遲。1979年這些婦女為了失蹤的親人公開絕食,雖然很快就被逮捕、扒光衣服、凌虐與監禁,但仍無法阻止她們的決心。

 

Sting歌曲紀錄動人時刻

 

1983年她們組成一個cueca團體,cueca是拉丁美洲最普遍的舞蹈,在生日、結婚與節慶時,由一名男人和一名女人各持方巾雙人合舞,皮諾切特在1979年時宣布cueca是智利的國家舞蹈。

 

於是這些婦女在脖子上掛著失蹤父親、丈夫或是兒子的黑白照片,在市中心廣場上獨自跳著本應兩人合跳的cueca,雖然在悠揚的吉他聲中人人沈默不語,但這畫面卻比千言萬語更有力地衝擊人心,Sting的歌曲便是紀錄這一動人的時刻。

 

以上我所描寫的雖然是智利的情形,但是在台灣年紀稍長者,只要對兩蔣統治還有印象,對談論政治禁忌的沈默當不陌生,如同熱門遊戲《返校》或是陳映真小說《趙南棟》所刻畫的白色恐怖時期,以戒嚴禁止反對黨、以警總令異議份子消失、以報禁與審查封鎖資訊、以刑法100條限制言論自由、以禁止方言封殺台語,都和智利的皮諾切特一樣,目的在建立一個無聲的國度。

 

獨裁者真正要的不是噤聲

 

為什麼世界上的獨裁統治千變萬化,卻都以殺戮製造恐懼來令人民噤聲?明明生殺大權在握的獨裁者比三權分立的民主領袖擁有更多不受限制的權力,為什麼卻比任何人都害怕言論自由?形象高大的獨裁者為何動輒以「顛覆國家」來為言論入罪?言論如何顛覆國家?獨裁與言論自由不相容嗎?理解這些問題不僅關乎獨裁統治的本質,也蘊含革命運動的真相,其答案可以由前次專欄文章的理論加以說明,社會學家韋伯認為權威的正當性多少需要被統治者的同意,但是被統治者的同意並非個人之事,通常越多人接受一種權威的統治,越會增加其他人接受的機率,反過來說,越多人參與的革命運動,其他人參與的機率也就越大,統治與革命是目標相反的兩種協調活動,都需要共同知識的支持,獨裁者真正要的不是噤聲,而是扼殺革命的發生於濫觴。

 

獨裁者一人難以獨裁,需要建立一個共犯的統治集團,給予他們特殊利益而壓抑其他大眾,例如成立婦聯會剝削國民外匯、控制司法、以省籍甄選國家公務人員、利益團體的特殊規定、或是給予地方大老經濟特權以交換政治支持等等,不過這些不公的資訊必須加以控制,在封閉的環境下,獨裁者可以透過媒體、影視與教育洗腦,但是無論獨裁者如何努力,仍然無法避免某些人心中的不滿與反抗,因此噤聲的目的並非獨裁者天真地相信每個人對統治心悅誠服,而是避免民眾將不滿轉化為反抗行動。

 

要避免行動,就必須阻止每人公開其不滿,公開批評可以透露更多政府不公不義的訊息以感染大眾,但是有時甚至不需要透露任何訊息,公開本身就有意義,少數人僅僅站出來就可能產生足以動搖一個獨裁政權的力量,這曾經在無數電影與小說中演繹,但在現實中被視為過度英雄化而絕無可能的一幕,其實蘊含革命運動未說出的秘密。

 

獨裁者真正要的不是噤聲,而是扼殺革命的發生於濫觴。(湯森路透)

 

cueca舞蹈代表千言萬語

 

當智利婦女脖子上掛著消失的丈夫或兒子的照片,在廣場上獨自跳著原本該是兩人合跳的cueca舞蹈時,雖然始終未發一語,但是這舞蹈比千言萬語說出更多,重點並非她們說出了什麼大家原本不知道的事,而是它將大家原本知道但無法說出的事情,透過公開舞蹈成為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的共同知識,從而具有協調集體反抗行動的能力。

 

電視是則更廣泛的共同知識產生器,當Ricardo Lagos在智利國家電視台的實況轉播中,指控皮諾切特虐待與暗殺後,立刻引發許多反抗運動,他說:「我只是說出過去15年來智利人民所想的或是只敢在安全隱密的環境下討論的事情,促成後續政治衝擊者,並非我談話的內容,而是這公開與公共性。」正是切中要點的評論,白色恐怖的目的在於禁止公開談論內心所想之事,最後內化為自我審查的禁忌。

 

〈國王的新衣〉因為安徒生改寫成童話,而失去原作者Juan Manuel在1335年原版中某些重要的情節。Juan Manuel是西班牙貴族之後,一生都和當時仍統治伊比利亞半島南部的摩爾人作戰,原始版本出自他的著作《Libro de los ejemplos del conde Lucanor y de Patronio》第七章,三個騙子欺騙國王,如果非正當所生的子女(意指孩子與其父並無血緣關係,為母親與他人所生),則無法看見那件美麗無與倫比的衣裳,因為在當時摩爾人的傳統中,非正當出生的孩子無權繼承父親的遺產,國王便可因此沒收其財產,因此國王向騙子訂製新衣上街巡視,但是衣服「完成」後,國王首先就不能承認看不見,否則有喪失王位的風險,其他人亦同。

 

國王穿著新衣騎馬行經市區,沒人敢說出內心所思,直到一名下階層的黑人說出真相,因為他貧窮到沒有任何財產可以失去,他說:「國王陛下,對我而言,我是誰的兒子無關緊要,因此我可以告訴您,騎在馬上的您沒有穿任何衣服。」國王以私生子為名威脅要打那名黑人,但黑人的話已經消除了「大眾心中的恐懼,而紛紛說出事實」。等到國王發現時,三名騙子早已帶著國王大筆的賞金遠走高飛。

 

國王新衣其實是革命故事

 

如同革命的代價不貲,說出國王沒穿衣服也要冒著失去財產的風險,而且很難自證清白,因此每個人都害怕說出內心所思,也不敢與人分享,國王新衣的把戲就可以一直維持下去。直到一無所懼的黑人說出大家心中所思,廣場上人人可以看見彼此的一舉一動,每個人一有內心動搖的跡象,看在眼裡的眾人立刻形成共同知識: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國王沒穿衣服,進而促成集體行動,國王的權威也不過是一張不可戳破的窗紙,Juan Manuel嘲諷摩爾國王的寓言,本質上說的是一個具體而微的革命故事。

 

從執政者的角度觀之,當革命勝利或政權轉換之際,常會舉辦一系列盛大公開的儀式,昭告新的統治者與意識形態的誕生。法國大革命不僅舉辦革命的狂熱慶典,甚至建立新的度量衡標準(公制)、新的曆法(革命紀念日與十天制取代星期七天制)、新的交通規則(向右行駛取代向左行駛)等等,因為交易、作息與交通都是需要其他人合作才能進行的協調活動,藉由改變個體與他人互動的時間與空間體驗,可以產生新的共同知識,使民眾接受新政權的統治。國民政府取代日本政府時,改變官方語言、文字、姓名、日曆、貨幣、道路名稱、節慶等各種符號,不僅是為了灌輸新文化正統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為了建構新的社會共同意義,透過接受新的符號來支持新政權的合法性,同時可以輕易找出在日常生活中拒絕新制的異議份子。同樣的,當民進黨政府企圖更改威權時期的路名、銅像、廣場、鈔票時,意在透過日常生活的協調行動,建構新的集體認同,因此會遭遇舊威權支持者的抵抗,雖然這種抵抗經常偽裝成效率等其他理由行之。

 

但是共同知識只是協調行動的必要條件,未必能充分解釋革命或運動的發生,畢竟每個人從「知道」到「行動」的傾向不同,有些人即知即行,有些人跟隨大眾而不敢為天下先,Mark Granovetter因此問道:為什麼有時候在酒吧兩人之間的爭執很快就能平息,有時卻演變為全酒吧的大亂鬥呢?原因在於每一個人會因多少旁人打鬥而被激怒至加入戰局的門檻高低不同,有人只要身旁兩個人打架就立刻加入(參與門檻低),有人要其他所有人都群毆了才會加入(參與門檻高),假設有100個人從門檻低到高排成一列,這時門檻最低者打了起來,影響到隔壁門檻次低的人也參與其中,然後逐漸感染下去,最終就成為所有人參與的大亂鬥;但是如果我把門檻最高的人排在最低的人身旁,門檻最低者的怒火無法激起身旁的人的參與,所以衝突就侷限在桌邊很快停止。

 

不能公開處決反抗英雄

 

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如果每個人參與抗議行動取決於有多少其他人已經參與的話,的確有可能發生少數人行動,最後引發所有人參與的連鎖反應;第二、是否會演變為所有人都參與的活動或是侷限於少數人之間,取決於不同門檻高低的人如何「排列」的社會結構。因此獨裁者固然習於以殺止謗,但是對於眾所週知的反抗英雄,最好的處置通常並非公開處決,而是與世隔絕,從甘地、曼德拉、哈維爾、翁山蘇姬到劉曉波,莫不如此,獨裁者並不擔憂他們的受苦感動了我們,而是擔心他們的死亡或作為成為觸發全國人民反抗的訊號而造成連鎖反應。近日邱垂亮在〈讀書人的悲哀—我是臭老九〉說書生論政「如蚊子叮大象,狗吠火車,沒有什麼實質作用」,但是只要人民的不滿存在,知識份子反抗的星火仍然可能有燎原的一天。

 

回到上次月餅的例子。相傳元代時,朱元璋領導漢人反元,但元軍監控嚴密,反抗者無法傳遞消息,劉伯溫因此獻計,在中秋節親友互贈糕餅,內夾紙條寫著「八月十五殺韃子」,作為革命的訊號。很明顯的,劉伯溫的策略需要在親友的社會結構下進行,否則收到月餅者如何確定其他人是否收到同樣的訊息?贈送月餅者如何知道收到月餅的人會參與反抗?只有在親友互信且彼此來往的互動下,才能夠藉由月餅產生共同知識一起行動,否則單憑紙條本身傳遞訊息,無法促成革命。根據Karl-Dieter Opp和Christine Gern訪問導致東德瓦解的示威群眾,發現最能夠預測一個人是否參加該次大型示威的重要因素,便是這個人是否有親朋好友一起參加示威。

 

更細緻的說法可以在Susanne Lohmann的理論中找到:在她的模型中,根據每個人對政府與革命的態度,可以區分為四類不同行動傾向的人:(1)極端激進份子:無論如何必定革命;(2)溫和行動者:會依據自己所瞭解的資訊決定是否參與反抗;(3)溫和同情者:如果有不利當權者的資訊,雖然會同情革命者,但是卻覺得反抗成本太高,而不願走上街頭;(4)極端保守份子:無論如何支持現有體制。

 

雖然一個人反抗與否取決於個人對政府的不滿以及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但是平均而言,越多人反抗,則個人參與抗爭的可能性就越高。每次發生示威抗爭時,其他人可以從抗爭者的論述中獲得某些關於政府的資訊,此外,人們也會觀察抗爭者得組成與參與的人數。Lohmann並不像Granovetter一樣單純地假設人們僅看到越多人抗爭,就越可能加入,她認為一般人會先對抗爭有所預期,如果抗爭的人數很少,或者雖然不少但都是死忠的極端激進份子,便不會令多數人意外,也難以因此改變一般人的行動傾向。

 

越多人反抗,則個人參與抗爭的可能性就越高。(湯森路透)

 

但是如果某次反抗人數意外的多,而且很多原來並非極端激進的人也共同參與,就可能會改變一般人的認知,有些溫和行動者會因此參與抗爭,有些溫和同情者會轉變為溫和行動者等,造成上述四類人分佈的改變。而且,越多人參與的反抗活動,可能會使得越多人覺得比較安全而降低行動的成本,而誘使更多人加入反抗,直到超過臨界點,改變了現狀。

 

洪仲丘事件比太陽花學運更關鍵

 

準此而言,雖然多數人認為過去幾年台灣的政黨輪替、兩岸關係改變等等,要歸因於濫觴自太陽花學運的變革,但是從以上觀點看來,近年來開啟台灣社會變遷的關鍵社運並非太陽花,而是洪仲丘事件,因為後者出人意表的成為近年來首度有超過十多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這些人幾乎都不認識服役遭虐身亡的洪仲丘,上街頭也不是為了維護自己年金之類的現實利益,主辦者更是政治素人的上班族,這次的遊行或許才是改變多數人認知與行動的關鍵,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就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後來的太陽花學運,以及接踵而來一系列的改變。

 

至此我們已經足以解釋革命運動,以東德推翻柏林圍牆的革命為例,東德的國民所得從1967年仍有西德的67%逐年降到1990年的40%,雖然在東德執政的德意志社會主義統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SED)的媒體控制下,除非是SED高幹(經由類似中共《大參考》的黨內文件),否則東德人民無從知悉外界的情形,即使如此,東德民眾只要站在商店前,對店內種類稀少又品質低劣的商品,仍足以令他們為生活品質的重大差距感到不滿,特別是東西德的差異無法以文化差異解釋,東西柏林又聲息相聞,商品文化使得政府的洗腦策略對越年輕的東德人,作用越低,對政府與共產主義優越性宣傳的信任度也越低。

 

人民也對高度的政府與社會控制感到不滿,東德政府雇用了8.5萬名全職的祕密警察,以及超過10萬名的線人,監督大眾及彼此的親友,禁止批評政府、建立人際之間信任的高牆、阻止共同知識的形成、以及隨時消滅對SED的威脅,德國電影《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便是對當時情景動人的經典刻畫。不要小看五毛、媒體與社會氛圍的影響,如同Gary King、Mary Gallagher等人對中國網路管制的研究,五毛與審查策略有效的轉移焦點與避免集體行動,甚至許多由台赴中經商或定居者,也往往在潛移默化中內化了這種意識形態。

 

缺乏效率的生產者阻礙變革

 

另一種既有體制的擁護者是已經和體制共生的人,在諾貝爾獎得主George Akerlof等人對東德製造業的考察中,發現只有8%東德工人的生產價值,超過其所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變動成本,換句話說,如果將這些產品全部到國際市場上競爭,有92%工人所生產的產品應該立即宣布破產。體制的弔詭之處在於無效率的生產不僅因為降低經濟產出而產生對現狀不滿的革命預備隊,缺乏效率的生產者同時也製造抗拒變革的利益團體,成為維護體制的後備軍,因為幾乎可以確定當中許多管理階層甚至某些工人的生活水準,在生產私有化或是與西德統一後,因為缺乏競爭力而必定更加惡化,事實上後來東西德合併也的確令雙方付出巨大的代價。這種體制內生的變革阻力,從五院制憲法、政府廣設基金會到年金改革處處可見,台灣人對此當不陌生。

 

儘管如此,當時蘇聯戈巴契夫的上台,為改變開啟了機會之窗。1953年柏林曾經因為工資引發一連串的大型反政府示威,但是最後在蘇聯軍隊的協同血腥鎮壓下以失敗告終,蘇聯駐軍成為東德反政府運動的最大阻礙。不過戈巴契夫上台後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東歐集團各國擁有更大的自由,但是東德SED卻不樂見這種改變,極力反對戈巴契夫而讚揚中國政府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加上戈巴契夫對鎮壓不滿的談話,許多東德人民因此相信,蘇聯駐軍最後未必會支持SED鎮壓,為革命運動帶來一絲希望。

 

有趣的是反抗的起源並非在異議領袖雲集的柏林,而是萊比錫(Leipzig),其成為東德革命運動發源地有幾個原因:當地的產業結構瀕臨死亡、環境問題嚴重,居民的不滿高張;秘密警察重兵駐紮柏林,二線城市的萊比錫稍可喘息;萊比錫行之有年的國際商展使得當地人吸收外界資訊容易;萊比錫的地理位置使得其運動容易擴散至四周城市並影響柏林,自然成為眾人選擇的焦點(focal point)。

 

萊比錫的Nikolai教堂每星期一傍晚五點至六點有例行的和平禱告,人們通常於六點時聚集喧嘩穿越市中心的馬克思廣場,因此1989年一開始少數人在教堂外的抗議,經過市中心的遊行,很快就為當地多數人所知,成為共同知識:每星期一下午六點大家都會到教堂外集合示威抗議,於是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人數也立刻增加到數百甚至上千人,參加的人也變得更多元,大多是會上教堂且較有自覺的一般市民,而不限於激進份子。由於多數的反抗領袖聚集於柏林,萊比錫的自發遊行抗議並不尋常,而且也加深了當局阻止的困難,同時社會結構也有助於示威運動,參與者大多是以親友的身份一起參與行動。

 

萊比錫為何成為革命發源地

 

人數每週都快速增加,到9月25日的週一已達6,500人;10月2日更急增至17,938人,這出人意表的人數增加吸引了其他城市的仿效與政府的注意;在下個週一的10月9日,國家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下令軍隊以武力解決萊比錫的抗議活動,但是抗議人群的暴增與堅定令軍隊不戰而退,抗議人數也增加至60,300人,抗議風險與成本的下降因此吸引了更多人加入,並且加速了各地對政府的抗議活動,東德全國的遊行抗議總人數從9月份的16,500人急遽膨脹至10月份的1,431,050人,遊行次數也從9月的7次暴增至10月的32次。萊比錫的抗議人數在11月6日的星期一達到高峰:325,000人,而在2天前,100萬人在東柏林示威抗議,終於在11月9日推翻柏林圍牆,對世人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敗,並引發日後一連串改變歷史的事件影響至今。

 

雖然以上的解釋或許忽略參與者的集體認同與不同獨裁者間政治與社會條件的差異,例如並非人數多就可以革命成功,同年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有100萬人參與靜坐,最後仍遭到中國政府的血腥鎮壓而以失敗告終。不過沒有任何單一理論可以完全解釋各種革命運動,但是透過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掌握許多革命與社會運動的重要面向,如果有一天北韓發生自下而上的群眾革命,共同知識必然也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真正挑戰這個源自資訊的理論還是要從資訊說起,隨著手機與社交媒體的興起,2010年發生於突尼西亞與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之春」運動,被視為資訊科技的一大勝利,突破威權國家資訊封鎖與達成分散式革命,Google埃及分公司的Wael Ghonim成為阿拉伯之春中推動埃及民主化的重要人士,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他在回顧阿拉伯之春的演講中,反覆提及對社交媒體與資訊科技促成社會運動與政治改革的樂觀,並成為Google、Facebook與Twitter改變世界的重要象徵。

 

但是就如同我在之前文章〈同溫層的真正問題〉中所提及的,如果臉書的過濾泡泡與人們的迴聲室效應造成媒體的後真實,由情緒與個人信念決定公共事務,那麼言論市場將無從發揮功能,作為民主自由基石的言論自由也將因此失去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生活於封閉的島嶼中篩選資訊成為形成共同知識的障礙,不僅以上所提及理論的解釋力要大打折扣,我們對於資訊科技與革命運動的前途恐怕也無法如此樂觀,連帶將一併改變政權的統治方式與民間社會運動的形式,或許是這個時代對這個理論與行動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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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沈榮欽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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