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的界線-極右派為何在荷蘭崛起 又為何無法成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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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宛萱 2017年03月26日 06:00:00

荷蘭是一個多種族/國籍居民的國家,過往當地人即以其多元文化與寬容傳統自豪。(圖中為荷蘭總理呂特/湯森路透)

荷蘭大選結束了,被看做是「荷蘭川普」的極右派自由黨(PVV)領袖懷爾德斯無能挑戰現任總理,只拿下了20席(約末18%)。當全世界盛讚荷蘭守住民主堡壘,沒有跟隨英美的步伐,臣服在民粹主義的巨輪之下,卻有不少人對當前局勢憂心忡忡,認為極右派並沒有被打敗。相反的,這是一場極右派的全面勝利,懷爾德斯的觀點被其他黨派吸收,成為他們贏得民心的重要關鍵。勝出的自由民主人民黨主席呂特「表現(跟我們)一樣正常,要不然就滾吧」的一席話,事實上已與懷爾德斯相距不遠。

 

英雄還是怪物?

 

在整個選舉期間,移民議題以及伊斯蘭教本身,也取代其他民生教育環保等議題,成為每次辯論的主要課題。荷蘭媒體與國際媒體不斷地被懷爾德斯的偏激言論牽引左右,製造出極右派在荷蘭勢力大增的印象。為了對抗這隻怪物,偏右政黨開始修正其移民政策,以迎合懷爾德斯的支持者,對抗他們眼中「錯誤的民粹主義」(好像他們自己的民粹主義就比較好一樣)。與其說現任總理、自由民主黨的呂特是戰勝民粹巨獸的英雄,不如說他自己變成了一隻怪物,一隻比較好控制的怪物。

 

呂特的用意,是希望拉攏那些恐懼荷蘭價值喪失、對外來文化衝擊感到憂心的選民,希望通過認同他們的觀點,來鬆動極右派的選盤。因為並不是每個支持荷蘭主體認同的人,都是種族歧視者,也不見得同意自由黨脫歐、關閉邊界的激進主張,但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就只能向極右派靠攏。這個策略乍看之下奏效了,除了自由黨以外,兩個擁抱嚴苛移民政策的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與基督教民主呼籲(CDA)都在選戰表現不俗,甚至有一個政策跟自由黨半斤八兩的小黨「民主論壇」(Forum voor Democratie,又稱為披著羊皮的自由黨),也在這次選戰中拿下兩席。

 

 

敵意無益融合

 

然而這勝利的代價是什麼呢?對荷蘭社會中的少數族裔來說,這些政治語彙傳遞出一個清楚的訊息,就是荷蘭並不歡迎他們,他們的「不同」永遠不會被荷蘭社會接受。

 

這種對移民的敵意態度其實由來已久,從世紀之初開始,荷蘭移民政策越來越嚴苛,主要目的已經不再是鼓勵融合,而是以此為手段讓人們知難而退,其要求有意移民荷蘭的人先在原生國通過第一階段移民考試的措施,可謂前所未聞;申請人(比如說移民者的妻子、丈夫或子女)必須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證明,進入荷蘭後,又必須自費負擔移民課程與考試的高昂費用。

 

荷蘭政府把融入的責任完全推給移民,移民必須證明自己夠「融入」、夠「荷蘭」,另一方面這種思維也回過頭來鞏固一種其實很難證成的「荷蘭主體」認同之存在,強化了他我之別。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嚴苛的移民融入政策到底有沒有效呢?根據Patrice Hutton與Rene Koekkoek的研究調查 (2008),充滿敵意的移民融入政策無疑地起了反效果,正如其中一名受訪者說的,在申請荷蘭居留過程遭遇的官僚與敵意,影響了他對荷蘭的觀感,「這個系統就是參與與融合最大的障礙,在這個過程中,你覺得自己被孤立了。」

 

被看做是「荷蘭川普」的極右派自由黨領袖懷爾德斯未能成功挑戰現任總理,不少人據此認為這是右派仇恨論的失敗。(湯森路透)

 

被背叛的移民第二代

 

在這樣的敵意中長大的移民第二代,往往是受到影響最深的。他們的父母親或為了逃避戰亂貧窮、或為了家人尋求更安定的生活,已經為移民將面對的困境做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對在這裡成長、甚至在這裡出生的第二代來說,他們一方面認為自己是荷蘭人,卻不時被荷蘭社會排擠背叛,一直被標誌為外裔人士(allochtonen),與荷蘭本籍人(autochthonen,即白種荷蘭人)區分開來。他們遭遇升學與求職上的諸多困境,如土耳其裔學童中只有15%得到大專院校的升學建議,而荷蘭本籍學生卻高達45%(*註)。當荷蘭本籍求職者到職業介紹所找工作,44%以上可以找到工作,有類似學經歷背景的外裔移民只有21~28%找到工作(Andriessen, Nevers & Devos, 2012)

 

摩洛哥裔常被批評說他們融入程度不足,但根據一份2004年的調查,摩洛哥裔第二代融入程度遠勝於土耳其裔與華裔;相較來說,他們荷語程度較好,也較少跟自己族裔的人聚集在一起。荷蘭人對他們「不夠融入」的批評,主要是在於摩洛哥裔的犯罪率高、申請社會福利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少數族裔、成為激進伊斯蘭主義支持者的比例也最高;換句話說,他們給予社會的負擔最大,也因此成為極右派反移民政治人物如懷爾德斯主要的批評對象。

 

永遠的局外人

 

極右派人士喜歡引用警方的統計資料,說12~23歲的摩洛哥青少年中,有高達65%曾經成為犯罪嫌疑犯,而摩洛哥嫌犯被定罪的比例是荷蘭本籍嫌犯的四倍,這是因為摩洛哥裔特別喜歡惹麻煩,還是因為執法單位對摩洛哥裔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因此特別容易把他們當作嫌疑犯處置呢?

 

如果一個孩子因為其族裔背景(或因此較差的語言能力),被老師看做是比較笨的、不會讀書的;如果他走在街上,光是因為他的膚色與長相,就會被警察任意攔下盤查,甚至有的市政府還會明文不許(少數族裔)青少年們在街上聚集(我從來沒看過一群荷蘭白種青少年在街上聚會被警察驅除的,但如果是摩洛哥裔,一定會立刻被警察關切);就算他認真讀書大學畢業,心儀的工作卻老是給了他身邊的荷蘭白人,他會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是有未來的、他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嗎?

 

這也難怪乎荷蘭的土耳其裔會在日前的土荷外交衝突中,選擇站在土耳其那邊。荷蘭人對這些在自由民主國家出生長大的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支持土耳其「獨裁者」大惑不解,無法接受他們稱呼土耳其為「祖國」,揮舞著紅色的土耳其旗幟攻擊荷蘭警察。他們無法瞭解外裔人士長期以來的屈辱與憤怒,更像所有自以為高高在上的恩主一樣,指責土裔移民的「忘恩負義」。

 

寬容的真相

 

荷蘭是怎麼從最寬容、最開放的國家走到這一步的?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荷蘭從來就不是真的那麼地寬容,至少並不是每個人都寬容。這也沒什麼奇怪的,畢竟一個國家裡對特定議題本來就有不同的聲音,但這樣的說法,還是沒有辦法解釋,荷蘭為何近年來國族主義情緒高昇,讓這樣的極右派政黨得以壯大。

 

在荷蘭文裡,寬容除了跟英文雷同的tolerantie以外,也做verdraagzaamheid。這兩個字都有「承擔」、「忍受」的意思,歷史學家Anne-Maria van Hilst 與人權學者Rosanne Anholt(2016)指出在當「寬容」這個字被使用的時候,馬上就暗示了被寬容者是有缺陷的,而將寬容者放置在一個道德的高點;這種「寬容」與「接納」、甚至「歡迎」是很不一樣的,也因此非常地脆弱,一旦條件改變,這種「寬容」很快就會消失。

 

研究荷蘭歷史與社會議題的美籍荷裔歷史學者James Kennedy(2016)則強調,寬容有很多面向,荷蘭在「生活方式」(如性取向、同性婚姻、生活選擇等)的寬容指數最高,在其他方面上,比如說種族與文化差異,成績其實平平,跟美國差不多。但荷蘭最「不寬容」的,就是無法接受激進的政治言論。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因為它基本上預測了這次選舉的結果:半數以上的荷蘭人為了維護其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支持那些反對多元文化、對移民採取不寬容態度的政黨,但即便社會上對穆斯林與伊斯蘭教有很多負面的情緒,真正會投給極右派這種激進政黨的,畢竟還是少數。

 

荷蘭是怎麼從最開放、最寬容、最開放的國家走到這一步的? 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荷蘭從來就不是真的那麼地寬容,至少並不是每個人都寬容。(湯森路透)

 

柱化社會與荷蘭式寬容

 

當荷蘭人自述自己的寬容傳統時,通常會從黃金時代收留來自歐洲遭受迫害的猶太人開始說起,比如說基督教聯盟(ChristUnie)黨主席在選前最後一場辯論會與懷爾德斯對峙時,還重申了這一點。卻忘了猶太人其實當時只能住在猶如貧民窟的猶太區,也不被允許從事「正當」職業,只好以借貸放款或研磨珠寶為生,卻為自己賺來嗜財如命的惡名;更別提二戰德據時期,許多民眾、甚至荷蘭警方也與納粹占領軍合作,將成千上萬的荷蘭猶太人送上通往死亡集中營的列車,少女安妮法蘭克就是其中之一。

 

荷蘭人相信因為荷蘭以貿易起家,寬容與開放的態度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荷蘭的寬容,從來就不是那些擁抱多元文化的進步份子心中那種暖洋洋的「愛」與「接納」,比較像是自掃門前雪冷冰冰的互不干涉。到19世紀時這種傳統被進一步強化為柱化社會,也就是新教、天主教與世俗派各自獨立,有自己的教會、學校、娛樂活動與廣播電視節目,互不往來;這種狀況一直到二戰後、60年代的去柱化運動才慢慢鬆解。

 

世俗派自由觀成為荷蘭的主體價值的一部份

 

去柱化後的荷蘭人開始為自己尋找一套核心價值,承接著60年代的樂觀進步精神,荷蘭人開始建構自己寬容與開放的主體認同,其最主要的內涵就是先前提到的「生活方式」,亦即去宗教化的世俗派自由觀。他們相信自己是正直的、友善的、寬容的,除非你踩到了他的底線。那他的底線是什麼?就是危及了他所信仰的世俗派自由觀,既然它與主體認同結合在一起,這也形同對荷蘭主體價值的挑戰。

 

這也是荷蘭極右派民粹主義跟美國川普為首的保守派民粹主義最大的分歧點,懷爾德斯並不反對同婚與性別平權。事實上, 這些議題成為他攻擊伊斯蘭教與境內回教徒的主要論點:保守「野蠻」的伊斯蘭宗教,威脅了荷蘭開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根據荷蘭政府發布的2016年同志調查,93%的荷蘭人(包含少數族裔)對同性戀沒有任何負面看法,即便在虔誠的基督教族群裡,也只有28%反對同性戀。在少數族裔裡,有高達75%的摩洛哥裔與土耳其裔移民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與同性交往,在荷蘭本籍只有17%覺得接受上有困難;但我們也可以看到少數族裔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有逐年增加的趨勢。

 

從多元社會到國族主義

 

另一方面,去柱化運動的起點,是因為人們認為柱化社會裡互不關心的態度,造成了二戰時期猶太人的悲劇。向來自認「寬容」的荷蘭人彷彿從一場惡夢醒來,困惑地看著自己手上的鮮血,誓言絕對不能再讓這樣的悲劇發生,「我們必須要接納少數族裔」。這樣的開放態度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到達最高點,荷蘭社會擁抱多元社會的價值觀,認為荷蘭是一個由多元文化組成的國家,沒有所謂的「正宗的荷蘭人」。

 

然而當2007年一向深受歡迎的阿根廷裔荷蘭王妃Maxima說「荷蘭主體認同並不存在」時,她卻遭遇到極端嚴厲的批評。這十年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造成荷蘭社會這麼巨大的改變呢?

 

其中一個因素是移民的總人數在荷蘭超過了一個臨界點,再者,就是911事件後在全世界掀起的對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的猜忌與不信任。就像其他在70年代引進穆斯林移工的歐洲國家一般,荷蘭人以為這些移工會逐漸地擁抱世俗化的自由價值,變得跟荷蘭人越來越像,卻在911事件後,突然驚覺到事實並非如此。以往他們視而不見的清真寺,突然變得如此龐然高聳,刺著他們眼睛難過。「那些穆斯林都在裡面做些什麼?」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荷蘭政客Pim Fortuyn,是後來荷蘭極右派政治人物永恆精神領袖,在那之前,沒有人認為荷蘭面臨了「伊斯蘭化」的文化危機,沒有人覺得必須強制移民「融入」,沒有人說他們「不夠荷蘭」。

 

911事件之前,沒有人認為荷蘭面臨了「伊斯蘭化」的文化危機,沒有人覺得必須強制移民「融入」,沒有人說他們「不夠荷蘭」。(湯森路透)

 

隨著對境內穆斯林與伊斯蘭教的不信任感與敵意加深,衝突也越來越劇烈,拍攝短片批判伊斯蘭教壓迫女性的荷蘭導演與女編劇接到死亡威脅,導演Theo van Gogh不幸遇刺身亡,可想而知地在荷蘭社會投下了震撼彈。當政府與媒體開始關注這個課題,他們發現許多移民家庭的融入層度確實有限,很多人甚至不會說荷語,限制了他們的工作機會,也導致這個族群世代深陷貧窮,成為社會的負擔。右派政客抓緊這個機會,把以往荷蘭社會引以為傲的多元文化天堂,比擬為宗教與文化戰爭的煉獄,是他者與「正常」荷蘭人的抗爭。

 

荷蘭主體性與「正常的」荷蘭人

 

然而要這些主張荷蘭主體認同的人解釋,什麼是「荷蘭認同」?他們又常常支支吾吾講不出什麼道理,基本上就是奉公守法、不要出風頭、腳踏實地的「正常人」;那誰說少數族裔裡沒有「正常人」呢?這也是為何理論上,呂特的「正常表現」論述遠比懷爾德斯的「穆斯林滾蛋」論來得溫和,前者還被當作一般政治語言接受,後者便成為可以被起訴判刑的歧視語言。

 

但是不是真的只要表現「正常」,這些外裔人士就可以被接受為「荷蘭人」了呢?我想很多長居荷蘭、通過移民考試領有荷蘭護照的外裔人士都會有相同的感覺,真正的「荷蘭人」就像一個你只可以遠觀、卻怎樣也進不去的俱樂部一樣,你可以住在這個國家、以這個國家為榮,但你永遠也成為不了「荷蘭人」。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在「荷蘭人」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就像歷史學者James Kennedy指出的,每一個「荷蘭人」都是這個小國家裡某個少數群體的一份子, 在荷蘭本籍族群裡,有新教徒、天主教徒、有北邊說西弗里西語方言的弗里斯蘭人、南邊說林堡方言的林堡人、自認可以代表荷蘭文化的Holland地區居民,有世俗自由派,也有虔誠的基督教保守份子。他們覺得彼此差異極大,不應該被混而一談。荷蘭各個地區與城鎮之間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許多城鎮幾乎沒有少數族裔,對多元文化不瞭解也不在乎,而阿姆斯特丹卻是一個有183個不同國籍居民的國際性城市。這也是為何荷蘭媒體與政治人物為了黑彼特是否有種族歧視之嫌辯論不休時,鄉村的荷蘭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跟跨性別廁所一樣,是都市政治菁英「沒事找事做」(鄉村地區也是對性別認同議題態度最保守的地區)。

 

對荷蘭認同定義的困難,導致某些學者,如Herman Pleij(2016),否認荷蘭認同的存在,存在的是一種荷蘭的「集體意識」,而這跟生理性的荷蘭種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與此同時,極右派則完全捨棄「荷蘭認同」,而主張荷蘭國族的正統性。

 

對「不寬容」的不寬容

 

那什麼是這個荷蘭的「集體意識」?Pleij相信荷蘭人的座右銘應該是「一定可以的」(moet kunnen),也就是彈性、合作、關注於「怎麼解決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說,當極為保守傳統反移民的小村莊來了一群難民,村莊的居民雖然先前極端反對,現在也只好捲起袖子幫他們安頓,畢竟人都來了,讓他們能暫時安身,總比讓他們流落街頭製造問題好。解決方案必然存在,只要人們願意從仇恨與對立走出來,「一定可以的」。

 

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幫助荷蘭度過了極右派民粹主義的第一個試煉。就像James Kennedy一再警示的,荷蘭式的「寬容」近年來已經變成一種對「不寬容」的不寬容,不論是極右派用「不寬容」來批評伊斯蘭教,以此來證成自己對少數族裔的不寬容;還是前進左派人士對極右派支持者「不寬容少數族裔」的不寬容,這種非敵即我、非要爭到有理(gelijk hebben)的態度,其實是非常「不荷蘭」的,也在根本上抵觸了荷蘭式寬容的基礎。畢竟「不寬容」可以用對話與交流化解,如同先前提到的荷蘭少數族裔對同性戀的負面觀感已經逐年改善,但對「不寬容」的不寬容,只會強化對立,增加彼此的敵對情緒,阻礙了真正的進步。

 

在激進伊斯蘭教恐怖攻擊的陰影下,荷蘭恐怕在短時間無法回到它自豪的多元文化與「寬容」傳統 。即便這「寬容」是歷史的誤會、即便它多半只稱得上相互容忍,但至少它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可以(暫時地)和平相處,從激盪中創造出新的價值。身為一個荷蘭外裔,我希望這個土地上的所有人都能夠堅守荷蘭實事求是的態度,認識到對立無法解決問題,仇恨只會製造更多仇恨,只有拋下差異,才能夠攜手解決問題。

 

選舉落幕了,荷蘭彌合種族裂痕的漫漫長路才剛要開始。

 

註:荷蘭學生要進入大學或專業學院的高等教育體系,通常在小學升中學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雖然被分配到技職教育的中低教育體系,後來還是有機會轉上大學,但花費的時間/金錢就更多了)。決定的標準包含八年級結業考試的成績,以及老師的推薦。近年來老師根據主觀感受與客觀學業成績整合所做的推薦,已經比結業考試成績重要。有同樣結業考試成績的少數族裔學童,被推薦到生大學或專科學院的中學之比例,遠低於荷蘭本籍學生。

 

※作者畢業於荷蘭Erasmus大學文化經濟學碩士。現為文字自由工作者,長居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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