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律師以《陪審制是台灣司法界除屎的良方》一文指出，「以我在司法界、律師界超過36年的資歷與經驗，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也許再多一些，也許再少一些」，也就是，指控不特定法官、檢察官收賄。

我認為這樣的言論，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此向張律師登錄的各律師公會提出檢舉，而台北律師公會在上個禮拜回函通知我，我的檢舉已經分案。我認為，有必要就這項規定在本案的解釋適用表示意見，因此提出這份意見書，同時投稿《上報》，以昭公鑑。

為什麼是詆譭？

為什麼張律師的言論，構成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所稱的「惡意詆譭」呢？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層次分析：

就文義而言，在明知沒有證據的情形下，質疑、甚至否定他人的品格、操守，當然就是惡意詆譭。

指控司法人員收賄，就是指稱訴訟勝敗是由金錢決定，而不是基於法官、檢察官在認事用法上的確信。這樣的指控意味著，法官、檢察官在法庭上調查得再詳細、判決裡寫得再嚴謹，都要當成謊言，直接丟到垃圾桶裡。

正因為指稱司法人員收賄，將帶來「從根本否定一切」的效果，這種言論不但構成惡意詆譭，也必然達於情節重大，應付懲戒的程度。

以不特定司法官為對象的指控，比起特定對象的指控，會是更嚴重的污衊。尤其，在司法不受信任的氛圍裡，指控不特定司法官收賄，等同於指控全體司法官收賄。面對這樣的言論，法官、檢察官們根本沒有澄清、反駁的可能，任何對個案心生不滿的人，都將能輕易將承辦法官、檢察官套入這不特定的「5%至10%」，還美其名為「戳破司法不能說的秘密」。

或許還有討論空間的是，怎樣才算是「明知沒有證據」？這個關鍵問題，下一節將更詳細地討論。

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於98年9月19日修正，修正理由就表明，該規範於修正前本未限制「非惡意，但有損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之輕率言論」，而「依本規範第二十條，律師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之義務，惟其具體要件為何，實有明定之必要」，因此增訂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2項。

從修正理由看得出，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2項所限制的，是批評特定司法人員品格、操守的輕率言論，這又屬於有損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的言論，則舉輕以明重，出於惡意，針對不特定司法人員公開發表同類言論，更應該受到律師倫理規範的限制。

然而，按前揭修正理由所示，這樣的惡意言論，不是該條第2項所要限制的。綜觀律師倫理規範，能涵攝到這種事實上的條文，就只剩下同條第1項前段了。

如果對照同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也能得到同樣的結論：

首先，既然同條第2項所規範的行為，是「有關特定司法人員品格操守」的言論，則相對於此，同條第1項前段即應以其他足以損害司法尊嚴或公正形象的言論，包括但不限於「有關不特定司法人員品格操守」的言論。

其次，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的規定，先是在前段禁止律師惡意詆譭司法人員，接著在後段課予律師舉發司法人員貪汙的義務，前後對照，它其實就是在告訴律師：「有證據就舉發，沒有證據就不要影射法官、檢察官收賄」。

「資歷與經驗」是適當的辯解嗎？

張律師開宗明義地指出，他之所以說，今天還有法官或檢察官在收錢，而且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憑的是他「在司法界、律師界超過36年的資歷與經驗」。他必須提出什麼證據，才能免於「惡意詆譭」的非難呢？

首先必須釐清的是，張律師不能逃避地說「大家都知道」或「大家都這樣覺得」，因為他自始宣稱「以我在司法界、律師界超過36年的資歷與經驗」云云。既然張律師一開始就訴諸自己的資歷與經驗，就不能再推給別人（不管這個別人，叫做大家、人民、民眾，還是社會通念）。

經驗，就是感官對於事實的感知。親身體驗而直接感知的，當然是經驗；在日常生活的語言裡，間接的感知（也就是傳聞）也算是經驗，儘管一般認為，這種經驗的可信度是比較低的。

無論理解上從寬或從嚴，經驗的對象都是事實，實在的經驗必然直接或間接地對應於某種事實。所以，訴諸資歷與經驗，就同時是主張有相對應的事實存在。

因此，張律師必須證明「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才能脫免於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的非難。光有合理懷疑是不夠的，原因有二：依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2項但書規定，得基於「合理之懷疑」而公開發表的，是指涉「特定」司法人員品格、操守的言論。與此相對，對於指涉「不特定」司法人員品格、操守的言論，同條第1項沒有相同的規定。

「合理懷疑不特定司法人員收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合理懷疑」是一種確信程度較低的認知，而在不特定[1]收賄者的前提下，「合理懷疑」是難以想像的。

張律師不能要求法官、檢察官自清，或主張權責機關應主動調查。即使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外，「指控他人者應提出事證，而不是責令受指控者自清」，也是一般的事理；而且，這種模糊的指證，根本沒有自清的可能；如果有合理的懷疑，張律師應向權責機關檢舉，而不是空言「主動調查」。[2]

張律師不能拿10年、20年、30年前的陳年舊事作文章，也不能說「他還在當檢察官的時候」如何如何（根據曾在臺東地院工作的法官們轉述，他在法庭上很愛這樣講）。他從一開始就明明白白地指出，「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從一開始，他說的就是今天！今天！今天！

張律師還在當檢察官的時候，我還沒出生，他轉任律師的時候，我還沒上小學，而「今天」─我把這個詞理解成「現在」─我是桃園地方法院的法官。張律師的詆譭傷害得最深的，卻正好就是我這種在威權統治結束、在結構性的貪腐成為歷史之後，才開始從事實務工作的司法人員。

引用過去幾年的風紀案件，也是沒有用的。那些風紀案件發生的時點，早就不是「今天」了，它們的涉案人數也遠遠不及於5%至10%的比例。

而且，要講那些淪為階下囚的貪官汙吏，不需要「在司法界、律師界超過36年的資歷與經驗」，任何一個認識字，會看電視、會上網的人，都可以輕易獲得這些資訊。如果張律師引述過往的風紀案件作為答辯，恐怕將適得其反地證明，他一開始的發言就是惡意詆譭。

事實上，在「【司改爭鋒】異哉所謂「司改公敵」一文」中，張律師確實就是這樣做的，他列舉幾名貪汙有據的法官、檢察官之後，緊接著逼問：「難道台灣司法界的現況是已無貪污法官的存在？司法院長許宗力、法務部長邱太三，你們兩人敢不敢對外擔保現在台灣司法界，絶對没有一個法官檢察官是貪污的？」

從「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這樣大張旗鼓的指控，退縮到「難道沒有」、「敢不敢擔保絕對沒有」這種小家子氣的逼問，始終不見蹤影的，就是證據。

或許有人要說，「今天法官或檢察官還會收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根本就不可能證明。確實如此，這也正是關鍵所在。

張律師的言論之所以是惡意詆譭，正因為它無法被證明或否證。律師指控不特定司法人員收賄的言論，將使司法人員百口莫辯、無從反駁。一旦允許這樣的言論，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條禁止惡意詆譭的規定，將蕩然無存。

如此解釋的結果，律師只能在證據確鑿或有合理懷疑的情形下，公開指稱特定司法人員收賄；指稱不特定司法人員收賄，將成為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所禁止的言論。

這樣的限制，看似嚴厲，實則不然。它限制發表言論的行為人，僅僅限於律師，依律師倫理規範第20條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的律師，不可以污衊法官、檢察官的品格、操守，就像法官、檢察官也不可以亂槍打鳥地宣稱「今天律師當司法黃牛送錢的大概在5%至10%之間，也許再多一些，也許再少一些」一樣。[3]

訴諸言論自由，更是無效的抗辯。律師身為專門職業人員，基於職業倫理的要求，就職務相關的言論，本應忍受相當的限制；而明知沒有證據卻誣指司法人員收賄，這種言論又如何能具有言論自由「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 號解釋參照）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律師倫理規範加諸於這類言論的限制，就沒有違反憲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意旨。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這樣的解釋，並沒有過度擴張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尤其是，以不特定司法人員為對象的批評，並不會不由分說地構成惡意詆譭。

有些法官、檢察官開庭態度不好、有些法官、檢察官開庭不準時、有些法官、檢察官抱持有罪推定的心態，對於司法人員的批評、檢討，往往套用這樣的句法，它們卻幾乎沒有構成惡意詆譭的空間，原因在於：當人們這樣批評司法人員時，所謂的「有些」法官、檢察官，其實是可得特定的，從而，他們的批評也是可以證明或否證的。

如同先前反覆說明的，無端批評不特定司法人員的品格、操守，等於根本地否定司法人員在職務上所做的一切；針對職務上行為所提出的批評，才有可能是就事論事的。哪種言論才合乎律師所負擔的法治責任，無待詳論。

結語：為司法保留反省、檢討的空間

身為法官，對於張律師的言論，說不生氣是騙人的，這也是我提出檢舉的動機之一。當然，誰都曉得，法官的憤怒不是懲戒律師的充分理由，而除了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1項前段的條文文義之外，我還有一項額外的理由：為司法保留反省、檢討的空間。

法官、檢察官行使強大的權力，動輒涉及人民的身家性命，本來就必須忍受相當程度的批評，但現在法官、檢察官卻很禁不起批評、玻璃心，原因在於： 許多批評不是針對裁判或職務上的舉措本身，而是毫無依據地質疑司法人員的操守。

司法人員的獨立性與身分保障，都阻隔不了輿論的流彈，法官、檢察官常要為別的法官、檢察官承擔罵名。

某些批評，本身雖然言之成理，但接下來的推論，卻十之八九會過度評價地連接到各種汙名化。

這些批評會嚴重剝奪司法官群體的榮譽感，因為：它們是集體汙名化。它們表現出漠不關心的心態，也就是，根本不在乎法官、檢察官們到底做了什麼、說了什麼。

這等於是告訴法官、檢察官：「你們再怎麼努力都是徒勞！」

如果輿論的水準只能停留在無法就事論事，卻還停留「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法院是國民黨開的」這種誅心之論，司法人員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挽回人民的信任，司法也會因此失去自我反省、檢討的空間──既然任何反省、檢討都沒有幫助，反而會坐實各種過度評價、各式各樣的汙名化，我為什麼要吃飽太閒反省、檢討什麼，搞得人民不買帳，我還被同事訕笑博取虛名呢？

如果律師沒有義務改善這個現狀，至少也有避免惡化現況的義務，而令人遺憾的是，使司法失去自我反省、檢討的空間，正是張律師那樣的言論。要讓司法改革失敗，沒有比這更不著痕跡的手法了！但無論成敗，他回去當律師，我回去當法官，人民在司法裡的處境，只會越來越糟。

相信這樣的結果，絕對不是公會所樂見的。在本案中，公會可以立下一個典範，一個律師維護司法尊嚴、實現法治責任的典範。

※作者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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