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佩芬觀點:故事背後的集體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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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佩芬 2016年08月03日 06:03:00

一個人從救人的烈士,變成自殺還拉了25人陪葬的惡魔。中間發生了什麼質變?(攝影:李昆翰)

國道火燒車事件至今已經兩週,事發當下的全國驚駭,驅策媒體開始探討遊覽車的安全設施、觀光從業人員的勞動條件,以及陸客來台一條龍的弊端。然而檢方在仍處於調查過程的階段,突然公開認定司機酒駕的數字證據,讓事件驟然變成幾近於無差別攻擊的屠殺。事發當時台灣社會因羞愧和義憤的究責聲浪,輕易地轉化為對司機蘇明成個人的獵巫。

 

不過才十天前,媒體在寫盡了事故現場的慘狀、罹難者家屬的哀戚,以及圍繞著事件的種種政治話語之後,開始試圖從事故的餘燼中找故事。在新聞進度的需求下,媒體從司機遺體在現場被發現的狀態,描寫蘇明成「還坐在駕駛座,手緊握方向盤,維持開車的姿勢,研判最後一刻仍想要疏散乘客」,塑造出一個盡忠職守的老實人形象。

 

又過了一週,檢察官突然宣佈司機遺體的解剖結果,丟出了令人錯愕的酒測數字,認定蘇明成酒駕事實。然而酒駕是不是火燒車直接原因?又是什麼原因讓一個喝醉的司機上路?是什麼點燃車上的汽油?車上的汽油又和醉酒的司機有什麼關係?面對種種揣測,檢方一律只給一個「不排除」的含糊答案。

 

檢方在一個單薄的酒測數字上建立了全民推理的基礎,也啟動了媒體「全面起底」的開關。不只是勉強沾上邊的警察訴訟案和事發前判決的性侵案,連蘇明成的出身和性格、過去的工作經歷,他與鄰居和同事的相處方式,蘇明成過去幾年的人生,全都成了讓他變成縱火犯的「成因」。

 

檢方找到新事證,讓事件真相更接近水落石出,是對社會、更是對罹難者的責任;但他們忘了提醒公眾,這些訊息還處於「調查中」的未成熟階段。然而媒體已經抓著檢方的隻字片語大肆穿鑿,人們則試圖用這些訊息拼湊事件的全貌,忽略了散落在新聞畫面之外的片段。

 

於是一個人從至死不放棄救人的烈士,變成自殺還拉了25人陪葬的惡魔。中間發生了什麼質變?其實不過是像水流一樣流過的即時新聞而已。不,那甚至不是新聞,只是媒體在書寫故事的過程中選擇這個或那個情節罷了。

 

1997年,還沒有臉書和推特、沒有即時新聞的年代,日本作家野澤尚在小說《虛線的惡意》裡,描寫一個因為新聞報導而被認定為兇手的無辜男子,這樣指控用新聞畫面將他「包裝」成兇手的剪接師:「什麼叫做主觀的真相?當它在電視上播映時,就變成刀子、變成手槍了。你們那種自私的真相,可以把一個人完全從社會上抹殺掉。」

 

這樣「主觀的真相」,在如今的傳媒環境更顯得蠻橫霸道。新聞說司機是死前仍盡責地緊握方向盤,大家就相信他是個本分工作的老實人;新聞說這個人對自己的遭遇多有不滿,眾人就認定他懷抱著殺意踩下油門。

 

十天前說蘇明成盡力到最後一刻的駕駛「隊友」,和如今形容他陰沉恐怖的「同事」是同一群人嗎?轉述蘇明成曾經和導遊大打出手的「陸客」,到底是否存在?人們對這件事、這個人的見解,脆弱得只剩下新聞描述可以依靠。

 

沒有人有證據可以證明蘇明成是清白的,也沒有人有理由為蘇明成開脫;但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在一切「推理」只建立在檢方進行到一半的調查,和劇情張力十足的媒體報導,沒有誰能將哪一個人定罪。

 

人們依然毫不察覺地,用殘缺的真相拼圖去追究兇手的責任、去完成罹難者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這樣全民動員的鍵盤辦案,說穿了只是社會的集體惡意。而屬於罹難者的正義,無論如何不可能在這樣的惡意中得到實現。

 

※作者為本報資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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