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譯哥、正妹發言人 如何翻轉老人政治?

今周刊陳亭均 2017年04月21日 20:25:00

(今周刊提供)

18歲,是一個可以買酒、可以玩刮刮樂、威力彩的年紀,
但根據台灣《憲法》規定:你沒滿20歲,不能投票!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智庫(EIU)報告,台灣是「完全自由的民主國家」中,唯一規定20歲才有投票權的國家。

 

「我18歲,但,我不能投票。」
這可能是許多18歲青年的遺憾。


《上報》與《今周刊》合作刊登「誰掐住青年的聲帶?」系列報導,一起和讀者探討關於18歲能夠有的權力。

 

今年冬天既暖且乾,民進黨中央黨部對面公園有片大草皮,此時綠則綠矣,卻不怎麼油亮,沒一絲露珠水氣,恰巧適合坐臥其上。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辦公室主任趙怡翔、民進黨發言人及台灣民主學院主任吳沛憶,兩人席地坐下,樣子有點尷尬,他們不太知道拍照時該笑還是該正經,不像那些政壇老江湖,即使沒什麼好笑,他們也笑,只要攝影機擺著,隨口就能笑得穩妥。

 

兩人都還很年輕,趙怡翔之前因為擔任總統就職典禮的英文口譯,人英俊,又有著被網友封為「聽了會懷孕」的迷人嗓子,很快就受人矚目,被喚作「口譯哥」。今年一月二日,吳沛憶則當上民進黨發言人,她長得也好看,沒意外被冠上「正妹發言人」這個頭銜。

 

除了「才俊」,要介紹兩人,還得加上「青年」兩個字,要他們在草皮上拍照,也是想合乎「青年」的刻板印象,諸如「青春陽光」之類,即便吳沛憶說自己不陽光,性格甚至有點「暗黑」。

 

被叫年輕人,吳沛憶:

我不年輕了,我媽這年紀都生我姊了

 

我們對「青年」的印象如此,台灣政界也不例外。資歷第一,十年磨劍才有機會成為出頭鳥,連那些四十歲上下的政治人物,都被稱為「政壇新星」了,三十歲左右的趙怡翔、吳沛憶,自然被視為新新世代的青年力量。然而「年輕人」這個詞,是褒亦是貶,褒的是青年才俊、滿腔熱血,貶者則暗諷他們年歲未到,尚不成熟、青澀年幼。

 

聽到「年輕人」這個稱謂,吳沛憶蹙眉嘆了口氣苦笑,不知回想到什麼,「我其實不覺得我是年輕人了,我媽這個年紀,都生我姊了。」趙怡翔黑色毛衣外露出的襯衫頸子邊,落下兩條「彩虹絲帶」,這彩虹絲帶是條識別證掛帶,由民進黨幕僚、立院助理及黨工自掏腰包製作,他笑說:「唐鳳(數位政委)也有一條。」

過去半年,民進黨內部,老壯世代與青年世代對「同志婚姻修法」的議題幾度遇矛盾,老一輩有立專法的聲音,少一輩則強調堅持價值,於是有些人便時刻掛著彩虹帶。

 

趙怡翔沒細說黨內分歧,但也坦率承認,「民進黨內也有世代認知上的差異。」他父母都是基督徒,他笑說:「我要努力說服他們,支持同性婚姻。」吳沛憶又是一陣苦笑:「常常會聽到,『你們年輕人就是衝動!嚮往烏托邦!』」

 

面對年齡歧視,趙怡翔:

不見得比老一代,更不在意國家前途

 

其實,趙怡翔、吳沛憶在民進黨內部已深受倚重。「口譯哥」是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辦公室主任,外文長才及應對台風備受黨團青睞;吳沛憶除發言人外,也是台灣民主學院主任。

 

然而「年齡歧視」都是無所不在的,他們或多或少,比起那些老鳥更能感受到這種約定俗成的重壓。

 

趙怡翔開玩笑說,「到現在,我去南部看親戚,他們也會看我年輕、認為我什麼都不懂。」吳沛憶在一旁說:「其實年紀不是問題,但或許, 世代確實有鴻溝。」他們早就跨過「成年」的門檻,但兩人還是感受得到老一輩那種「年輕人都不 懂」的姿態!

 

「年輕人不見得比老一代,更不在意國家前途,畢竟我們要承擔未來。」趙怡翔挺嚴肅地說。在台灣,「成年」是一條很漫長的路,趙、吳兩人已經踏入體制內,但回憶起成長的過程,他們知道,要改變這種文化,還有很難的關卡要闖。

 

兩人的成長過程截然不同,但引出的,或許導向了同一個結論。

 

趙怡翔出生在一個「忠黨愛國」的外省家庭,不過他父母相對開明,一直以來,趙怡翔跟著從商的父親遠渡重洋,四歲去日本,接著去北京,待了兩年後搬去加拿大,一直讀到大學畢業。

 

不過在這段期間,趙怡翔曾回台灣讀過一年書,「其實當年,我只知道台灣有個周杰倫。」他在台灣念國二,卻連中文姓名也寫不好。

 

學校裡升學主義掛帥,老師看的是成績,趙怡翔只好每天往外跑,「整天蹺課、打球、打網咖。」他有天還跑到高雄苓雅區附近的小廟,跟身穿印著宮廟楷書紅字汗衫的老人、小混混敲鑼打鼓,遊蕩了一整天。台灣升學,看的就是成績,念不好書,即便趙怡翔再喜歡台灣,還是得摸摸鼻子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高中卻讓趙怡翔有了完全不同的經歷,「在加拿大參與政治,是很自然的過程,很多高中同學,就學時就去議員服務處當志工。」上了大學,「我念政治,更直接參與了加拿大的選舉,擔任國會議員候選人的總部青年軍。」講述理念、談論政治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吳沛憶不像趙怡翔,幸運地見識到外國青年的公共參與,她國、高中時,更深刻經歷「升學主義」的教條式壓迫。

 

「我很討厭學校,搞不清楚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從小就常問我媽,為什麼要讀書!」她國中時每天被打。高中念景美女中,「我被記過記到差點退學,上高中沒更自由,只是繼續三年這種日子。」

 

我們必須發聲!

薪資、居住正義、能源議題攸關未來

 

「我們那時候連參與政治的想像都沒有。」她雙眼皮深,看起來總像有點心事,「我媽是國小老師,當時我想念政治系,她找了好幾個她的朋友遊說我⋯⋯,我們上個世代是恐懼政治的。」她搖搖頭,「沒有人覺得青年都是公民!但是,很多十六、七歲的高中生,對社會的觀察,甚至比年長者還深入得多。」

 

二○○八年,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吳沛憶念台大政治系,和同學們在摩托車上插滿旗幟,到了現場,朋友被打傷,車被阻在車道。「我們在PTT上號召。」隔天,竟然有超過五百個大學生靜坐守夜,從這場「野草莓運動」開始,吳沛憶對公共事務的關注,也不斷在「體制外」被啟蒙。

 

就像當年街頭長者向吳沛憶他們說的:「年輕人站出來,台灣就還有希望。」野草莓與體制外的奶水,餵養了那群沒有投票權的青年。

 

相對於吳沛憶的街頭體驗,「野草莓運動」時,趙怡翔正在就讀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系,他交了一個台灣女友,對方父親要他暑假每天都讀台灣史專欄。他後來更進入加拿大「蓬萊文教基金會」,接觸了從未見過的台灣史料。

 

於是台灣這個原鄉,在紙頁上不斷地召喚他,趙怡翔一畢業,就飛回台灣服兵役,落地生根,當了記者,最後義無反顧地進入政壇。

 

趙怡翔從海歸子弟的角度看台灣現今政治環境:「二○一三年,我在小英基金會工作,那時,我其實想出來選舉,因為我覺得年輕人在政壇聲音很小,當然應該有人發聲!必須有人代表年輕的年齡階層。」

 

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爆發,「我親眼看到,台灣年輕世代的意識覺醒。」趙怡翔用他迷人的聲線說:「年輕人很在意國家前途。」吳沛憶點點頭:「台灣未滿二十歲的年輕人還不能投票,我覺得他們需要這個權利。」

 

坐在草皮上,他們把頸子上的「彩 虹絲帶」拿下來,兩人各拎一側,絲帶繞成一個圓,彩虹成了圓滿的「觀音 環」(連成圓圈狀的彩虹)。兩人終於笑了,不尷尬,也不油條,是那種打從心裡的笑容。(原文連結:https://goo.gl/FF6h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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