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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專欄:殺死一間書店暴露一個城市的本質

廖偉棠 2017年04月28日 07:00:00
上海最著名的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又一次傳出被迫關閉的消息,這種事情發生在被稱為中國之光的上海,似乎匪夷所思,尤其台灣讀者可能更不會理解,因為很多台灣人對上海有著很大的豔羨和莫名的壓力,但是僅僅是關停書店一事,就足以顯示出上海與台北的差距。圖僅為示意圖。(資料照片/陳品佑攝)

上海最著名的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又一次傳出被迫關閉的消息,這種事情發生在被稱為中國之光的上海,似乎匪夷所思,尤其台灣讀者可能更不會理解,因為很多台灣人對上海有著很大的豔羨和莫名的壓力,但是僅僅是關停書店一事,就足以顯示出上海與台北的差距。圖僅為示意圖。(資料照片/陳品佑攝)

4月23日是世界閱讀日,也是上海最著名的獨立書店季風書園創辦紀念日,20年了,它多次徘徊在生死邊緣,今天它又一次傳出被迫關閉的消息。

 

據老闆嚴博非說是因為非商業因素關停,「很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許多事物的運行軌跡其實是被注定的,一個時代所渴望的精神,總會通過某些人或事,去完成它的外在顯現,季風似乎就是這樣,不由自主地,成為這個時代的上海精神史的一部分」—嚴博非這句話似乎是預言,又是寓言,因為刊載這句話的微信頁面,僅僅存在了一天,今天已經顯示為「此內容因違規無法查看」,和書店一樣被野蠻拆遷了。

 

這種事情發生在上海,在被港台海外人士一致視為中國之光的上海,似乎匪夷所思,尤其台灣讀者可能更不會理解,因為很多台灣人對上海有著很大的豔羨和莫名的壓力,但是僅僅是關停書店一事,就足以顯示出上海與台北的差距。

 

季風書園,是我每次去上海必訪之地,地位就像北京的萬聖書園一樣。曾經是因為書,季風的書非常精道,尤其文學和自由主義思想書籍,但後來我在上海很多更小型的獨立書店和舊書店更能找到前者中更小眾的部分,所以我去季風買書就少了,也有幫助小書店的偏心在;至於自由主義書籍,和我閱讀趣味不合,但對於內地朋友則是難得的氣窗,因此我的上海朋友約見面,往往就說一句「季風見」,見這些朋友,漸漸成為我去季風更大的理由。

 

很明顯也是因為後者,使這家書店在上海處境艱難。去年大陸整治廣西師大出版社的理想國系列,我就知道出版界之後書店也在劫難逃,何況季風書園就是主打這種反思共產歷史謬誤、推崇普世精神的書的書店。諷刺的是,上海表面上是中國最具右派土壤的城市,最成熟的中產階層知識分子匯聚於此,和北京知識分子的好鬥還不一樣,上海人風輕雲淡一些,心裏常存「阿拉什麼沒有見過」的淡定。

 

但也許就是這種淡定,使上海文化陷入一種溫水煮蛙的困境。書店倒了就倒了吧,大家抱怨兩句,再找一個新的地標就是,但不去想新的地標也會同樣輕易地被看不順眼的當局在地圖上抹去。季風之外,生生死死的小書店還少嗎?只不過後者人微言輕不被媒體注意而已,比如說前兩年一家獨立小書店因為出售幾本海外書籍,就被罰數萬元,對於月入數千艱難經營的它,已經足以元氣大傷自行關停了。

 

上海這個輝煌過也正在輝煌的城市,精神本質上的桎梏竟和中國其他大城市沒有很大不同,只是和歷史上的上海迥異。記得許多年前我未去過上海,但已經在我崇拜的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作家的作品和傳記中熟悉它的街道與書店。對我來說,上海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最大貢獻就是「現代」派作家,其次才是張愛玲。而「現代」派作家的存在,除了因為《現代》雜誌,還因為一家「水沫書店」,水沫書店是現代派的出發點,書店的四個創辦人後來都大名鼎鼎,是劉吶鷗、戴望舒、杜衡和施蟄存—我懷疑出錢的主要是台南土豪劉吶鷗

 

諷刺的是,水沫的誕生是因為它的前身「第一線書店」因為出版《無軌列車》雜誌被20年代的國民黨當局已宣傳赤化嫌疑而關停,水沫依然堅持前衛激進路線,只是移步租界,得以生存到30年代才因為戰爭而結業。今天季風書園的被殺,與一百年前第一線書店的死因表面左右相反,實際上都源自對自由思想的恐懼,不過今天的上海已經沒有一個例外之地的「租界」,可以保護一家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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