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我要到該國最漂亮的女人，後來把她娶進門。」

—中非共和國總統博卡薩

《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範圍包含北非的阿拉伯文化區、跨過南撒哈拉的黑非洲區，直達歐洲文化主導的南部非洲地區。要在有限頁數撰寫跨越不同文化與數十個國家的作品並非易事，也需要一個時間與內容上的主軸。因此，本書的主要結構是從二戰後的反殖民主義開始，敘述歐洲、非洲新興勢力與冷戰等因素在過去一甲子面對這個運動的反應。結果，殖民主義雖然被迫撤退，但非洲卻陷入新的混亂，許多問題延續至今仍未能解決。

這樣的切入角度，內容又多是非洲的混亂，很符合一般人對「黑暗大陸」的看法，但由於少了十九世紀前數千年的記載做為依託，僅專注在過去一甲子的演變，如此觀看非洲，不免偏頗，對原來就不太瞭解非洲的臺灣讀者而言，對其現代史的瞭解就有局限。因此要說明這本書的吸引人之處，有必要從臺灣與這本書的關係出發。

冷戰時期的臺非關係

臺灣在冷戰中一方面屬於歐美勢力，另一方面在膚色上又屬有色人種，因此大約在反殖民主義浪潮開始時，就成為美國外交上的一張牌。由華府出資讓臺灣派人對非洲進行農業援助，一方面可以臺灣的廉價勞力彌補美國力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非洲人對歐美白人的懷疑。就臺灣而言，自然也可以趁這個機會拓展邦交，為自己聯合國席位而努力。有了這樣的背景，本書中的許多主角或事件，閱讀起來就鮮活無比。

作者指出，象牙海岸總統烏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是該國「最大的種植園主」，也提到他自稱「財富並非來自公款」，我國的農業援助正是最佳旁證。當時我國的農耕隊就是派到他的園中「示範農技」，稻米部分的農產收益大約一個月一萬一千美元，收益自然歸於總統，間接說明了公款如何成為私藏。

書中生活最豪奢的應屬剛果總統莫布圖（Joseph Mobutu），由於他的反共立場，使西方容忍他擁有「遼闊宮殿建築群」。其中一棟中式的宮殿建築正是臺灣送的，書中形容莫布圖是「殷勤周到的主人，力求讓客人賓至如歸」，故其招待方式之一，就是讓賓客在宮殿中觀看我國的農耕隊在烈日下「示範農技」。

不過我國派出的人終究有限，多半仍需依靠當地雇工，以擴大農耕範圍。在有限經費下，書中提到的馬拉威終身總統班達（Hastings Banda）「把數千馬拉威人關進拘留所……組織年輕先鋒隊（Young Pioneers）」，等於為國家製造了大量的強迫性勞力。犯人和年輕先鋒隊（我國稱少年先鋒隊），曾是我國「傳授農技」的對象，但事實上也是廉價工人。此外，臺灣自然也不能免俗地幫班達管理一個七十六公頃的私人農場。

透過農技援助努力迎合非洲領袖，這也可以解釋我國與非洲國家在書中出現的其他關係。書中指出莫布圖之前掌權的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到華府訪問時由中央情報局負責招待「一個金髮白人女郎」。連美國都要如此為非洲領袖做特殊安排，正可說明為何中非共和國博卡薩（Jean-Bédel Bokassa）總統一九七○年來到臺灣時，我方特別安排一位年輕的林小姐在高雄愛河畔與他邂逅，進而在不久後成為他的妻子，為我國拚外交。可見書中形容他「自豪於自己征服女人的成就」，我國亦知之甚詳。

以單一國家而言，書中的人物和我國互動最多的莫過於賴比瑞亞。托爾伯特（William Tolbert）總統曾於一九六五年訪問臺灣，他在一九八○年被繆爾．道（Samuel Doe）率軍人「朝他的頭開了三槍，挖出他的右眼，開膛剖腹取出內臟」慘死。不僅如此，書中形容政變後，「在舉國歡騰中，十三名高官在數千民眾大笑、嘲弄的注視下，在攝影人員的拍攝下，被綁在蒙羅維亞某沙灘的電話桿上，由一隊喝醉的軍人處死。」（下卷二五四頁）這些被綁在電話桿上的高官，不少也曾訪問過臺灣。

我國在一九八九年和繆爾．道政府建立關係恢復邦交，但這個政府會以金錢換取邦交，也表示政權行將就木。繆爾．道不久就被叛軍「脫到只剩內褲」、「割掉一隻耳朵」、「遭毀損的屍體放在手推車裡遊街示眾」。教授出身的索耶（Amos Sawyer）領導過渡政府於一九九三年宣布與臺灣斷交，改與北京建交，但臺灣知道他的「政令只能行於首都」，拒絕接受，使該國成為歷史上唯一曾經與兩岸同時建交的國家。

書中形容以「娃娃兵部隊」聞名並以暴力手段控制該國絕大部分土地的泰勒（Charles Taylor），是臺灣支持的對象，結果也如臺灣所預料，泰勒在一九九七年成為正式領袖，北京隨即與其斷交。更令人稱奇的是，臺灣政黨輪替後，以爭取人權知名的陳水扁總統在二○○一年邀請泰勒訪臺並贈勳，稱讚他對西非民主的貢獻。只是友好關係並沒有持續太久，泰勒在二○○三年下臺，該國政權回穩後，也再回到北京的懷抱。

臺灣不在乎非洲的民主與人權，僅依自己的利益詮釋與非洲的關係，這在南非表現的尤為清楚。該國白人政府因採嚴格的種族隔離政策，與臺灣同受國際社會孤立，故雙方曾關係密切。因此書中所指白人以「共黨恐怖分子」批評曼德拉，當時對於臺灣的意義，就是黑人共產黨想推翻盟友，並不在乎種族隔離制度下的黑人。這種忽視表現得最為清楚的就是一九八○年代，當許多國家因種族隔離在經貿上制裁南非時，臺商趁機進入南非，大肆拓展市場。

臺灣和非洲的貪腐、情色、殺戮、歧視相連結，讀者可以認定是維護國家主權不可或缺的手段，或以國家利益帶過，而「國家」正是閱讀本書的起點。

以「國家」為起點理解非洲

非洲絕大多數地區，由於自然條件造成地廣人稀，使其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前，並沒有現代國家的觀念，缺乏清楚的疆界與行政體系。殖民統治雖然帶來清楚的疆界與行政體系，卻也將許多原本背景差異極大的族群強行納入，或是強行切割。因此雖然歐洲僅在非洲實際殖民七、八十年，卻永遠地改變了非洲的國家形態。

殖民時期不同的族群在歐洲母國壓制與操縱下，可以相安無事，有不滿也必須壓抑。惟主要控制力量離開後，其留下的國家結構就成為災難的根源。因為七、八十年的統治雖可劃立疆界，卻很難切割文化與血緣，被操縱過的族群關係，隨著民族獨立潮在疆界內重新清算鬥爭，在書中常出現的族群與國家間衝突，就是早年強行劃界，後來又依此邊界形成國家的結果。缺乏自然的族群融合過程，使非洲新興「民族國家」的領袖，常必須依賴自己熟悉的族群統治國家，這也是書中許多情節的背景。

依賴自己的族群統治，反映出治國能力不足，在書中常將其歸因於非洲領袖的教育水準。但對許多歐洲殖民母國而言，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技術勞工，以符合殖民目的，很少考慮培養治國人才。而缺乏教育的領袖忽然掌握現代結構的國家，自然不知主權的意義與尊嚴性，只能依賴傳統手段。許多殘忍與血腥的行為，經過刻意放大，很難為讀者或「文明世界」所接受。但在當地族群環境下，卻可能有助領袖的威望，鞏固其統治。類似的情形在今日伊斯蘭國的形成過程中，也有同樣的表述方式。

隨族群政治衍生出來的恩庇侍從關係自不待言，也是貪腐成為統治工具的基礎。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貪腐所透露出的心理意義。雖然反抗白人是新興非洲國家的共同語言，但國際政治使得這些黑人領袖能得到白人世界的奉承，彌補過去被奪走的尊嚴。臺灣人的膚色在非洲往往被視為白人，可以解釋為何會成為莫布圖的展覽品。而書中許多非洲領袖的女伴都具備淡膚色，雖然被作者視為貪腐的一環，但也反映這些領袖脫離殖民統治後，透過交媾行為彌補早年的屈辱，因為白膚色在殖民時代是地位的象徵。

以反白人為立國基礎，但國際規則已由前殖民母國制定，更增添主權意義上的矛盾。當代國家的首都意義，原本並不存在於地廣人稀與文化複雜的非洲，獨立後卻成為各族群與派系獲得權力的象徵。因此，即使統治的有效性不足，只要掌握首都，就取得代表國家的身分與取得國際資源的能力，這正是我國介入非洲政治，或各大國操作非洲支持的基礎。「文明世界」朗朗上口的國家利益與現實主義，實際上成為非洲亂局的主因之一。

非洲亂局並非永久現象

不過，也不應把非洲亂局視為永久現象。一九九○年代冷戰趨緩後，各大國失去在非洲競逐的誘因，也強迫非洲接受在國際政治舞臺失寵後的新環境。靠外人政治盤算下的關懷，終究無法成為國家發展的穩固基石，只能加速在疆界內重塑民族國家與經濟發展策略，書中所說的盧安達就是很好的例子。該國在一九九四年爆發百萬人死亡的大屠殺，殖民時期以來族群不和得到宣洩之餘，也看出西方國家的現實：殖民母國比利時基本上坐視不理，身為聯合國安理會成員的法國甚至「從頭到尾保護種族滅絕行動的組織者」。痛定思痛後，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致力於族群融合，也由於幾無自然資源，致力吸引外國投資—特別是中國投資。現在該國以其穩定的社會為基礎，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甚至被譽為非洲的新加坡。

類似盧安達從內戰後興起並獲得經濟快速發展例子，在非洲並不罕見，也因此文末強調的觀點「經濟發展潛力一再被執政菁英的掠奪式政治作風打斷……非洲諸國政府和執掌那些政府的吸血鬼似政治人物，不只無法為人民提供援助和保護，反倒被他們所治理的人民視為他們在求生鬥爭中甩不掉的另一個包袱。」（下卷四二五頁）有待商榷。非洲政治人物實際上是非洲人民所生產，從前後文來看，作者整體而言仍將非洲視為缺乏希望與自省能力的黑暗大陸。

本書忽略掉的，是隨著科技進步，非洲即使在鄉間，網路與手機都已十分普遍。通訊能力的變化打破原有自然條件的藩籬，不但增加商機，政治上也使人民能立即知道各地開票結果，政治人物無法再輕易操縱選舉。政治與經濟環境改善，使非洲可能正逢發展契機，特別是經歷獨立後長期的不安，穩定社會、清廉政府與經濟發展幾乎已成共識。即使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政治標準和西方也不相同，但民間監督政府更容易，書中四處可見的獨裁者當今幾已絕跡。雖然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但非洲整體條件相較過去已大幅改善。

支持非洲最實際的方式：互利互惠的經貿投資

從臺灣也可以看到對非洲未來發展眼光的差異。冷戰後全球仍在非洲競逐的，可能只剩下臺灣和中國，不過臺灣和中國看到的非洲不同。臺灣看到的，仍然是一個能用援助換取國家承認的非洲，中國看到的則如書中指出：「一九九○年代……中國鼓勵國營企業和民間企業尋找新出口市場，擴大國外業務。原本參與執行中國援助計畫的中國承包商，開始投標非洲境內的其他發包案。石油業與礦業、發電、製造、電訊領域，成立了合資企業。中國與非洲談成石油、礦物供應交易，以滿足其急速成長的工業所需，並承諾為非洲建造鐵公路、煉油廠、學校、醫院、足球場做為交換。數千名中國商人隨著大型工程的開工過來，建工廠，買地，投資農場、零售店和餐館。在許多非洲城市和鄉鎮，中國產品和商人的出現變得稀鬆平常。到二○○○年，已有約四萬二千名中國工程師和專技工人在非洲工作；雙邊貿易已達到一百億美元。」（下卷四一六頁）

簡言之，臺灣和許多西方的眼光相同，把非洲視為是貧困落後之地，缺乏深入交往的意願，因此習於用金錢換取感情。中國由於自身的發展經驗，瞭解貧困落後也意味著廣大市場，因而將過去的援助的能量，轉換成對非洲的投資與貿易。兩者眼光的差異，可以從我國在一九九○年前後從中國奪下的非洲邦交國看出。當時的新邦交國賴比瑞亞、布吉納法索、塞內加爾、甘比亞、查德、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國，至今只剩布吉納法索尚未回到北京懷抱。中國的吸引力正如書中所說：「到二○一○年，中非貿易額於十年間成長為原來的十倍，達到將近一千一百五十億美元；中國的直接投資從二○○三年的不到五億美元暴增為九十多億美元；據估計已有百萬中國人（企業家、技術專家、醫療人員、探礦者、農民）進入非洲；中國已成為非洲境內最強的外來勢力。」（下卷四一七頁）

中國取代前殖民國家，冷戰後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非洲境內最強的外來勢力」，並非「新殖民主義」或「撒錢」等批評所能輕易解釋。非洲領袖同受選票壓力，亟需外來投資發展國家，讓選民看到政績，無論是外界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或給予政治人物的個別恩惠，都很難再滿足非洲政治人物。北京對非洲大舉投資展現出的是信賴，和西方悲觀的態度迥異，更反映出對非洲未來發展道路的視角差異。作者也指出，「許多非洲領導人歡迎中國對非洲這種務實、生意至上的交往方式，比起西方的干預和愛就選舉、貪腐、透明、人權問題說教，中國的做法更得他們歡心。」（下卷四一七頁）

非洲的問題不是外界援助或說教可以解決，隨著科技進步，非洲將更有力量在殖民主義留下的疆界中，重新塑造民族國家，形成更有效的國家發展。在這個角度下，將交往關係集中在互利互惠的經貿投資，減少帶階級意識的人道援助，就是支持非洲發展的實際方式。

閱讀非洲對臺灣的意義

除此之外，非洲過去一甲子的亂象，最值得臺灣深思的一點，是非洲政治學教授賀伯斯特（Jeffrey Herbst）在他的大作《非洲的國家與權力》（States and Power in Africa — Comparative Lessons in Authority and Control）所提出，解決非洲許多國家內部諸侯林立的方法，就是臺灣模式，因為沒有正式國家的身分，更合適非洲各族群與派系和平相處。

當今奉行以疆界劃分主權的概念，直到十七世紀才開始萌芽。民族國家是十九世紀以後普遍的理想，但實際成型也不到百年。這些政治原則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屬新發明，因此用來切割族群與文化滯礙難行，也往往成為過去一世紀慘烈戰禍的根源。面對非洲複雜的人文環境與眾多年輕國家，賀伯斯特所提出緩解衝突的葯方，就是跳開疆界與民族的視角。由於臺灣實際上具備有效統治，在主權上留下彈性空間，在他的眼中成為解決非洲問題的理想模式。

一甲子以來，臺灣為自己的國家地位感到不安，至今仍深刻地影響內外政策。相對而言，非洲表現的則是另一個極端：有清楚的國家地位，卻缺乏國家概念下應有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機會。兩者相較，方知臺灣的國際身份被他人豔羨的理由。因此，這本書對臺灣讀者的另一層意義，是更珍惜自己擁有的環境，減少埋怨主權地位，致力於在內部打造更好的家園。

※本書作者Martin Meredith：記者、傳記作家與歷史學家，是非洲現代史方面的專家，針對非洲的議題與現狀寫了大量文章。出版過的重要著作包括《穆加貝：權力、掠奪和辛巴威的鬥爭》 （Mugabe：Power, Plunder, and the Struggle for Zimbabwe）

本文摘自《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上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劉曉鵬專文導讀。由衛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