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中梵建交 相愛容易 相處難

林士炤 2016年08月07日 06:30:00

一名男子在梵蒂岡前廣場揮舞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路透社)

中國與梵諦岡建交的傳言由來已久,近日再次喧囂塵上。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日前發表長篇大作,指稱羅馬教廷與北京的對話是「人間對話的典範」,堪比天主與人類對話。

 

他暗示,梵蒂岡可能會為中國量身打造有中國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湯漢在文中表示,「聖座與北京之間的協議是人間對話的典範,是雙方關係正常化的開始,相信雙方今後會繼續本著彼此信任將對話進行到底」。

 

湯漢這篇文章,強烈暗示著台灣和教廷之間的外交關係岌岌可危。對於即將前往梵諦岡訪問、同是天主教徒的副總統陳建仁而言,無疑是一大挑戰

 

但中梵建交就如此一帆風順嗎?或進一步說,長達兩千年的帝制中國,如何和西方法治起源的天主教,在中國土壤上和平共處呢?

 

中國天主教教徒早已達到300萬以上

 

天主教在中國擁有漫長而複雜的歷史。元朝就有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但大規模的發展則始於清朝中末期。1840年鴉片戰爭後,傳教士在中國設立教堂、修道院,興辦學校、醫院、孤兒院,大力發展天主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時,中國天主教教徒達到300萬以上。(圖為上海一座天主教教堂)

 

據天主教傳統,主教應由位於梵蒂岡的教宗任命,這與中國脫離西方國家獨立自主的理念相違背。1957年,中國天主教第一屆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決定中國的主教晉牧不再接受羅馬教宗的批准,而實行自選自聖。從此天主教方面的「三自愛國教會」,成為如英國國教會(聖公會)一樣,脫離於羅馬天主教會的一個新的基督教會派。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後,相當多的原天主教會信徒改宗。但仍存在一些信徒忠於羅馬教宗,這部分群體被稱為「地下教會」,且長年被中共政權取締和打壓。長期以來,圍繞著羅馬天主教會與中國天主教會關係的討論一直沒有停頓過。這正是中國和梵諦岡建交的最大阻礙。

 

天主教的權威和世俗政權長年抗衡

 

和佛道教這類早已在中國「本土化」,甚至被政權馴服的宗教不同;歷史上,天主教的權威和世俗政權長年就在抗衡和融合中,不斷在歷史長河中演進。

 

基督教成立早年,就曾和世俗政權形成緊張關係;爾後,西方世界進入「宗教權威完全屈從於王全」的政教合一階段,並於西元313年從異端邪說,搖身成為羅馬帝國國教。

 

隨著羅馬帝國的殞落,天主教又再度獲得獨立地位。但在中古世紀初期,歐洲各地國王又再度掌握教會的人事任命權,不但能封建領主,還可任命教會主教,形成教皇加冕皇帝、皇帝立廢教皇的奇特景象。

 

正因如此,教會的職位淪為世俗權力的禁臠,各地教會出現貪污腐敗、職位和財產世襲的亂象。更令現代人詫異地,當時的主教、神父是可結婚生子,並不時捲入地方的家族政治紛爭上。

 

為了不讓教會繼續「遠離上帝」,11世紀的教皇貴格里七世決定改革教會,禁止神職人員娶妻生子,對抗國王罷黜主教、任命神職人員的世俗權力。貴格里七世動了這個大刀,掀起了天主教和世俗政權的衝突。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試圖把貴格里七世趕下台,教皇也不干示弱,開除亨利四世教籍,作為反擊。

 

政教分離為現代國家鋪墊基石

 

所幸,當時日耳曼諸侯和不少主教站在教廷一邊,同時當時歐洲各地的國王權力普遍衰弱,進而提供天主教獨立自主的機會。

 

當時,神權和王權的權力鬥爭長達半世紀,直到西元1122年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 Worms)中,才解決了敘任權的爭議:國王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承認國王的世俗政權權威,讓天主教在中古世紀時期,獨立於世俗權威。

 

這種政教分離的獨立自主,不只把教廷從世俗政權中,切出一塊不可挑戰的精神權威領域外,還為現代國家的興起、法治精神、法律制度,鋪墊出不可撼動的基石。

 

例如,天主教的獨立存在和抗衡,讓世俗統治者認知到,君權並非神授,法律的權威性並不來自於國王或皇帝本身,而非像帝制中國,皇帝本身就是法律的來源,宗教(主要為佛道教)毫無抗衡世俗權力的能力。

 

美國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法蘭西斯福山認為,現代法治的興起,和教會成功抗拒國王的主張,和確立法律超然及最高地位,脫離不了關係;進而讓法律體系牢牢支配其自身人員的招募、升遷,自行訂定自身專業標準、訓練律師和法官,被真正賦予不受政治權威干預的法律解釋權力。

 

雖然爾後的宗教改革削弱了教會的權威、民族國家主權論興起後,逐漸取代了上帝的最高統治權,但法治精神、法律專門化與獨立性卻已牢牢地扎根在歐洲(主要是西歐)的土地上,催化了現代國家的文明體系。

 

中國從未承認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權威

 

反觀中國,國家(皇帝)從未承認有比他更高的宗教性權威。法律,就是統治者所頒佈的命令,

 

本質上,梵諦岡絕非當代國際關係定義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屬於神的信仰領地」。這對價值觀完全不在同一層次上的中國而言,必然是對其權威的嚴厲挑戰(這也正是中共打壓地下教會的由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並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同時也限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換言之,倘若中梵兩國真的建交,中共仍不許教廷挑戰其世俗權力,而必須服膺於中共的政權權威。

 

因此,中梵建交的問題,絕非是表面上的國家締結邦交的問題,更牽涉到中西方價值衝撞、調和,及西方文明與價值滲透的糾葛。即便兩國真的結下姻緣,「相愛容易,相處難」的難題恐將不斷圍繞著兩國關係的互動上。這一點,習近平肯定會再三思量。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上報徵稿】

上報歡迎各界投書,來稿請寄至 editor@upmedia.mg,並請附上真實姓名、聯絡方式與職業身份簡介。

 

 

喜歡這篇文章,請幫我們按個讚

熱門影音


喜歡這篇文章,請幫我們按個讚

已經點過讚了,繼續閱讀更多精彩報導!
回頂端
關閉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