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到8月6日，—胡石根、周世鋒、翟岩民、勾宏國顛覆國家政權案—在天津上演，最終，在官方指定律師、拒絕家屬旁聽、精心安排境外媒體等措施之下，當事人認罪悔過，官方媒體大書特書，一場公開的秘密審判，一場精心排演的「審判」大戲，呈現在世人面前。不僅延續了此前「官媒審判」等手段的張揚，更特別突出顛覆罪等政治符號，為多年來所罕見，可能意味著一個新的政治化時代的降臨。

1989年鎮壓後，中共重啟市場化、全球化，全力發展經濟以「績效合法性」，進而鞏固政權，同時，對於政治反對也繼續保持著高壓態勢，並不吝於專政打擊，如1998年針對中國民主黨的嚴厲鎮壓。由於現行體制的運行高度依賴於經濟的持續增長，經濟增長又高度依賴於國際經濟秩序，因此，大陸當局為保持社會穩定，維持專政體制，固然會對於各種挑戰持續壓制打擊，但也往往會因為國際環境的制約，相對低調地進行（法輪功可能是一個例外）。

2008年底，劉曉波等人所發起的《零八憲章》運動，當局採取了「不爭論」的立場，一邊對劉曉波加以重判，一邊卻對《零八憲章》及其群體視若無物，並不曾動用宣傳工具加以反擊，即使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依然如此。此外，在罪名上，當局也會謹慎使用，在北京地區，自從劉曉波2008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逮捕之後，在此次天津案件之前，竟然沒有一個人因同樣罪名被捕，即使是聲勢不小的新公民運動，也都是以非政治的罪名加以處理。

中國面臨極權恐怖政策復興

近年來，這一情況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中共十八大之後，當局加大了對民間社會的壓制和打擊力度，在手段上也越發具有壓制性，《刑事訴訟法》修正帶來的指定場所監視居住、涉及國安罪名刑拘期間不得會見律師等等，被廣泛使用，同時，也加強了附帶的宣傳攻勢，高調「亮劍」，尤其是2013年清網行動以來，「電視認罪」開始流行，據不完全統計，經歷過這種「官媒審判」，且被民間普遍視為政治打壓的案件，至少有薛蠻子案、高瑜案、維權律師案（附帶屠夫吳淦案、山東濰坊訪民案、王宇案等）、張六毛案、浦志強案、勞工NGO案、銅鑼灣書店案、彼得．達林案，以及張凱案等十多起。這一轉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裴敏欣等人就認為，中國正在面臨「極權恐怖政策的復興」。

不過，直到此次審判為止，當局儘管擴大打擊、高調亮劍，卻依舊沿襲了過往去政治化的偏好，上述被公認是出於政治打壓目的案件，罪名卻並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是尋釁滋事、非法集會、洩漏國家機密等等罪名，在一開始，此次天津審理的周世鋒等人的案件也是如此，一年以前抓人時，官方宣稱打掉的是「以北京市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少數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而在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等國家級媒體的反復轟炸中，而上述人等的主觀意圖，則為的是鬧事取利，「對於律所而言，炒作是揚名獲利的『捷徑』。經過一系列熱點案事件的炒作，鋒銳所名聲大振、財源廣進。」

然而，案件最終轉向以「顛覆國家政權」為罪名起訴、定罪，宣傳機器的調門也更加高亢，審判的新聞，甚至登上了最為重要的宣傳平台《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這意味著，當局除了不再隱藏對於社會的壓制立場之外，也不再迴避，而是突出自己的政治意圖。

高調亮劍

這一轉變的出現，首先是中共體制所面臨的社會壓力升高的產物。市場化通過經濟增長，向體制輸送了「績效合法性」，但市場化也產生了龐大的體制外新興社會階層，在中國特有的體制現實面前，無論在利益上還是在權利上，新社會階層都具有相當的被剝奪感，從而對於體制有著某種疏離乃至對立，在中國市場化、法制化的基本進程下，民間維權運動逐步興起，此外，社交媒體上的自由化言論也相當活躍，近年來，依托社交網絡的興起，中國民間更逐漸形成了一種死磕律師與訪民圈、公民圈相結合，通過輿論尤其網絡加以動員，最終進行現場圍觀的維權抗爭模式。

對此，當局感受到了越來越大的無形社會壓力，出體制擴大打擊，高調亮劍的模式，目的在於形成對民間發育的普遍性性威懾。一方面持續將各種積極分子（新黑五類包括維權律師，地下宗教、訪民群體、異議人士、網絡意見領袖）通過專政的手段移出這個社會，一方面則通過高調的亮劍，嚇阻潛在的積極分子參與到社會活動中來，這其實是一種主動凍結社會的策略，已經展露無餘。

準政治性抗爭形成

而在上述維權抗爭模式中，有一些人走得更遠，一些具有更明確政治反對意識的人士如胡石根參與了進來，並自覺地推動事件的進展，在上述維權抗爭模式的基礎上，更自覺地推進資金上的公募公用、更積極地採取各種動員方式，以實現人員上的規模擴大和跨區域的圍觀，在一些案件如此次起訴中反復提及的建三江事件和鄭州三看等事件中，由於參與者俱有相對自覺的政治意識，採取了近乎正面抗爭的表達方式，這也就意味著，一種超越法治維權的準政治性抗爭模式的形成。（劉二敏為被中國判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翟岩民之妻。美聯社）

在當局的眼裡，前述龐大的新興社會階層與體制的天然對立，猶如是一堆乾柴，而這種具有鮮明政治指向的抗脹模式，則相當於一根火柴，必須加以儘早和徹底的撲滅，並形成對於具有明確政治反對意識人士的針對性打擊。一年前的709大抓捕的發生表明，當局並沒有無視這一模式的出現，而如今的審判則表明，當局拋棄了以往的去政治化模式，轉而突出了民間抗爭者的政治意圖，其目的也很明顯，通過政治審判，可以對政治積極分子形成針對性的打擊和威懾，同時警告其他成員與之保持距離。換言之，這實際是進一步凍結社會的新階段。

對於當局的這一意圖，不應有所誤判，中國民間一直存在著某種去政治化的思路，也體現在維權運動當中，對於此次當局的政治審判，也有許多人不願意承認胡石根等人努力的指向，但這不僅無助於認知當局的用心，也不足以彰顯受難者的高度，更達不到任何可見的效果，突然折損了民間政治反對的立場，如趙楚先生所言：「周世鋒等宣判，主要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周等被告對此供認不諱。我覺得，本案中沒有什麼比這個罪名更準確、更無爭議、更有歷史意義的。假裝周等人的支持者.......千方百計試圖證明此罪名不成立，這既無恥無聊，也枉費心機。周等人及其真正支持者所為所思，當然是顛覆國家政權。」

中國富豪為大批逃亡做準備

而在另一方面，既要看到當局的用心，也不必過度驚慌。一方面，可以肯定，這一做法勢必遭遇到越來越強的國際批評，甚至反制。事實上，隨著外國公民被海外抓捕和被電視認罪，已經可以觀察到國際媒體在中國人權事務上越來越多和越來越一致的關注，以及外國政府在中國人權事務上越來越一致和協調的立場，這也表明，這一做法並不會無限制擴張，也有受到外部環境的限制。

另一方面，政治高壓也會使得更多人對未來失望，刺激更多的新社會階層移民或轉移資產，如沈大偉所言：「中國的富豪們已經一腳踏出了國門，他們已經為一旦制度真正開始崩潰而大批逃亡做好了準備」，也因此，當局提前清除反對力量、凍結社會的措施，固然能有效地降低有組織抗爭的頻率和規模，但對於體制而言，也要付出中產階層和富裕階層離心離德的代價。

可以猜想，在國際環境、新社會階層離心傾向和凍結措施這三重目標的制約下，當局最可能不斷嘗試採取某種組合策略，以便既可以有效地去除積極分子，繼續凍結社會，又不至於過多地影響到富裕階層等主流群體。此次審判當局的做法中，就顯示出了種種「創意」或「策略」的成分，一改以前維穩時代只有蠻橫，同時又很顢頇的狀態，從考拉的微博亮相，動員香港媒體報導王宇，再到法庭上的逼迫認罪、以及整體上偽裝公開審判等等，都體現出某種精細化操作的痕跡，因此，儘管可以斷言新的政治化時代已經降臨，但精細的而非粗放的凍結時代，才是更為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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