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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

張素玢 2017年06月25日 07:00:00
當年移民村代表著典型的日本文化和民族,自成一個封閉區域;和村外的本土文化、臺灣人隔閡對立。初期一些日本移民的高姿態和移民指導員的過分保護,使臺灣人、日本人常有衝突。(林田村北林聚現存之移民住宅/作者於1996年拍攝/衛城出版社提供)

當年移民村代表著典型的日本文化和民族,自成一個封閉區域;和村外的本土文化、臺灣人隔閡對立。初期一些日本移民的高姿態和移民指導員的過分保護,使臺灣人、日本人常有衝突。(林田村北林聚現存之移民住宅/作者於1996年拍攝/衛城出版社提供)

編者按:1895年,東亞秩序翻轉,日本因打敗大清帝國得到第一塊殖民地-臺灣,躋身為亞洲第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作者開宗明義便宏觀地指出,日本挹注國家力量在臺灣開展的移民事業,就其性質而言,並非單純為紓解人口壓力而推動的海外移民,而是殖民國對殖民地的「殖民」,屬於帝國殖民政策的一環,以「同化」為最高指導原則,企圖化外地為內地、防備臺灣本島人產生民族自覺,並期許這批耗費鉅資打造的「同化部隊」,能成功適應熱帶氣候、熟悉熱帶作物栽培技術,成為未來帝國繼續南進的得力先遣軍。但正因移民事業的發動者是殖民政權,當一九四五年此一權力中心崩潰後,殖民美夢終成未竟之志。

 

日本移民村建設的主旨,便是成立一「示範農村」,不與臺灣人混居。所以移民村代表著典型的日本文化和民族,自成一個封閉區域;和村外的本土文化、臺灣人隔閡對立。初期一些日本移民的高姿態和移民指導員的過分保護,使臺灣人、日本人常有衝突,總督府規劃的官營移民村,是一個在經濟上、社會上都自給自足的農村,雖然村落周遭沒有莿竹或圍牆環繞,界定出一個封閉空間,但是移民村的社會機能使其發展為內向性的聚落,移民活動的空間充其量只在各個移民村連成的範圍內,和鄰近臺灣人村落往來十分有限。在移民村剛成立的前幾年,日本移民對自己的空間領域感很強,對無意中踏入移民村範圍的臺灣人都嚴厲驅離,臺灣人進入村內,除非事先通報,或村民雇來開溝修路,否則視如小偷。

 

當時臺灣人並不會刻意到移民村走動,由於移民村耕地廣闊又與臺灣人的耕地接鄰,因此以牛誤吃移民稻苗發生的糾紛最常見。這些瑣事常造成族群間的糾紛,有賴中介者調解,中介者往往是雜貨店商人。另外臺灣人和日本人的待遇也不同,差別待遇讓臺灣人不平於胸中,敢怒不敢言。倒是小孩子束縛較小,有時與移民的小孩打群架互相叫罵;臺灣小孩罵日本小孩為「蝙蝠」(非鳥非獸,仗勢欺人),移民則回以「清國奴」。臺灣人背地裡稱日本人「四腳仔」(禽獸)、「日本狗」;日本人視臺灣人為三等國民。民族之間仇視、衝突的情況,在早期相當嚴重。

 

不過與移民較有接觸的臺灣人也承認,移民村環境整潔幽雅,移民在家中穿著家居服,工作時換上工作服、包鞋,婦女戴著風帽,上街一定穿戴整齊。耕作能力雖然不如臺灣人,卻相當簡樸、勤勞,而且有正義感,儘管彼此有磨擦,一旦看到本地人有危難,也會爭相救助。移民最為人詬病的莫過於酗酒的惡習,常有失當的舉動。

 

民族之間的衝突和對立,等到移民逐漸雇用臺灣人耕種或招佃以後,才慢慢消弭。

 

族群的互動

 

勞動力嚴重不足為移民村農業經營的一大問題。移民分配所得的土地達四、五甲,平均勞動力卻不超過五人,於是雇傭的情形不可避免。臺灣雇農對本土作物的栽種知識,遠優於移民,移民雖然有指導員和農事教育,但是實際耕種上的問題,反要就教於臺灣農民。在雇農的指點後,終於得到預期成果。收穫的滿足和喜悅,患難中的相扶持,使異民族的感情,逐漸建立在農事的經營上。而且隨著日本人逐漸學會臺語,雙方距離更拉進了,有時臺灣人和移民也會進行物資交換,遇到年節喜慶佃農往往會請移民到家中作客。

 

西部移民村與臺灣人村落相當接近,在移民村的土地開墾、農業經營陸續步入正軌後,勞力需求殷切,便由附近農村吸收剩餘勞力。移民村勞力不足,而臺灣農戶平均耕地才一・九七甲,平均勞動力卻高達一○・二人,兩者正好可以收到互補之效。西部地區為移民耕作的雇工或贌耕的佃農,多半朝來夕還,有的長工搭蓋簡單的工寮寄居在移民家中。

 

東部地廣人稀,移民村附近並沒有許多臺灣人聚落,只有少數原住民部落。東部臺灣原住民的人口比例雖然較高,但移民雇用的勞動力臺灣人和原住民各半。大正年間鹽水港製糖會社曾引入新竹州一帶的客家人,擔任會社工。客家勞動力的移入與東部商品化作物的開發有密切關係,除了蔗作、還有樟腦、石綿(豐田的石綿山)開採。這些客家人逐工作而居,樟腦、石綿開採殆盡後轉而務農。

 

因為移民村勞力需求殷切,便吸引家無恆產的佃農聚居在移民村附近,以甘蔗葉、芒草搭成田寮居住。像吉野村草分聚落佃農來自北側「田埔」,林田村北林聚落東南約有三、四十戶佃農聚居,為了有別於日本移民村而稱「臺灣村」,豐田村中里聚落佃農也都住在簡陋的田寮,所以日本移民村附近逐漸形成新聚落,居民大部分向移民租贌為生,可說是移民村的衛星聚落。另外還有一些佃農來自附近村落,例如北林一帶的上樹林、下樹林、中島聚落,以及南岡附近的金田村。

 

南部菸草移民村對勞動力的需求最高,由於菸草生產極適合女性勞力,加上女子工資較男子便宜,於是本島農村婦女大量投入勞動市場。在需求量大的情況下,女子勞動力的年齡層也分別向上、下延伸。一般而言,男性多從事耗力勞務,女性則偏向費工勞務,如摘蕊除芽、穿聯等工作。幾年後,臺灣農民在被雇傭的過程中,逐漸學得黃色種菸作的技術,也投入高利潤的菸草栽培。附近臺灣農村,如里港、九塊、彌濃(美濃)菸農日多,原本過剩的勞力自行吸收,使移民村勞力需求緊俏,帶動工資上漲,男工由一日七、八角漲到一圓,女工由四、五角漲到八角。技術日漸純熟的女工工資上漲的幅度還大於男子。菸草移民村使附近臺灣農村勞動力邊際效益提高,移民村也提供女性就業市場,使其由傳統農村婦女轉化成半農半工的勞務性質。

 

南部菸草移民村。(作者翻拍自《專賣通信》15:4(1936年4月),附圖/衛城出版社提供)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日本菸農種菸的技術優勢逐漸降低,九塊、里港地區臺灣菸農的耕作成績已經不亞於三移民村,臺灣農村由勞力提供者成為生產競爭者。

 

本島人除了供應勞動力以外,部分商人也出入移民村提供日常用品。豐田村附近沒有較熱鬧的街市,逢年過節來自花蓮港的商人便到村內接受訂單,吉野村、林田村村民則到花蓮港、鳳林採購生活必需品。中部的移民村除了秋津村、八洲村以外,出入街市都十分方便,近則駕牛車,遠則搭小火車。

 

南部千歲村由於前幾年生活物資尚不足自給,米、蔬菜、魚肉等均由里港的商人來供應,但是一到雨季溪水暴漲,交通受阻,生活必需品便無著落。為解決這個困擾,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三月,在交通不便利的千歲村,設立西部移民村唯一的購買組合。交通上則有東英汽車公司設立於旗山,乾季定期行駛旗山─里港,雨季行駛旗山─千歲村。這條交通線的開闢,使旗尾製糖會社、三五公司南隆農場與千歲村連結為一條經濟線、物資補給線及臺灣人、日本人的互動線,做為中心點的手巾寮從而發展成商業中心,雜貨、飲食店紛紛設立,雜貨店以供應日人生活必需品為經營方向。

 

由於會社員工、農場佃戶、日本移民出入於此,久而久之雜貨店成為訊息交換的中心,店主則為「日本通」,一旦臺灣人與日本人有衝突時,更是最好的調解者,其功能常遠勝過地方行政人員。日本人如需雇工也由他代為招募。以另一個角度來看,雜貨商可說是促使臺灣人、日本人產生互動的橋梁。

 

隨著太平洋戰區擴大,戰況加劇,部分移民被征調從軍,移民村勞力嚴重不足,移民村的農作對臺灣農民的倚賴日深,耕地出贌的面積益形擴大。農忙期鄰近臺灣人青年團來為出征家族耕作除草,農閒期移民村則舉行一些活動聯絡雙方感情。以中部榮村為例,榮村小學校為臺灣年輕女子舉辦日本和服講習會,加強移民和臺灣人的親善關係。臺灣人和移民從最初的衝突對立到後來共難互助,族群關係有了相當大的轉變,移民村的生活也產生明顯的變遷。(文章摘自《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一書第三節:民族摩擦和融合/衛城出版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專長領域為區域研究、地方史志、農業經濟史、環境史、原住民史。

關鍵字: 日本 殖民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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