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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專欄:《異形:聖約》裡的陰謀與現實影射

廖偉棠 2017年07月02日 07:02:00
從電影院走出來,回到2017年的現實,遠處歐洲的炸彈聲猶在,《異形:聖約》導演雷利•史考特(圖中)似乎非常政治不正確地提出了一個極端的隱喻,那就是「非我族類,必有異心」—聯想歐洲難民問題,無數無辜的難民當中是否必然存在某些無法接受歐洲文明精神的極端者?他們最終可能會恩將仇報。(翻攝自IMDB網站)

從電影院走出來,回到2017年的現實,遠處歐洲的炸彈聲猶在,《異形:聖約》導演雷利•史考特(圖中)似乎非常政治不正確地提出了一個極端的隱喻,那就是「非我族類,必有異心」—聯想歐洲難民問題,無數無辜的難民當中是否必然存在某些無法接受歐洲文明精神的極端者?他們最終可能會恩將仇報。(翻攝自IMDB網站)

異形:聖約》作為異形前傳的第二部,也是雷利•史考特整個異形宇宙最關鍵的一環,因為無數嫌疑在此解開,異形宇宙在此確立了它最基本的生長脈絡。然而,一個虛構世界不可能是完全獨立的,那個世界的陰謀和考量,與我們這個世界是平行鏡像。

 

 

宇宙茫茫,發現一個宜居行星的機率極低,「聖約」號殖民飛船原本的目標是奧瑞加6行星,結果因為一次例行充電,巧合遇上離子風暴,巧合地被迫停航檢查,出艙檢查的人巧合地接收到外星信號,巧合的是信號竟然是一首地球在1970年代非常流行的老歌《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然後巧合地發現在他們停航的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個比7年航程外的奧瑞加6(某星球)還要適合人類居住的美麗行星—這一切巧合的機率,到底有多大?接近零。

 

這太像一個處心積慮的陰謀了,那一首喚起人類鄉愁的歌完全是一個魚餌。一個理性的船長會不信任這一切,但那個船長卻偏偏被失靈的冬眠艙燒死了—新船長是一個「信徒」,他傾向於「信」—然而黑暗叢林宇宙最不靠譜的就是信。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異形成功獲得了宿主,還由生化人大衛帶上殖民飛船,把整個飛船攜帶的人和胚胎作為未來的宿主。

 

這一切,光靠大衛是不可能做到的,而縱觀全片,唯一可能和他合作的不可能是人,只可能是非人的智慧,那就是作為飛船主體電腦的「母親」。這個人工智慧體被喚作「母親」大有深意,因為你最後會發現「母親」不是人類的母親,而是異形的母親,這部飛船就是一個巨大的蟲繭,「母親」的行為就像蜾蠃捕捉鱗翅目幼蟲,蜇刺麻醉後,貯於巢室內以供其幼蟲孵化後食用一樣恐怖。而生化人大衛,則是理所當然的父親,弒父者都急於成為父,這一執念在電影開頭已經由大衛的發明者維蘭德暗示了。

 

大衛和「母親」出自同一家維蘭德公司,在未來虛擬網絡的時代,他們不是沒有互通款曲的可能性,更何況,維蘭德公司本來就有尋找所謂完美生命的陽謀,這一指令早就植入該公司的人和非人腦中。有一個細節是他們認識的明證,電影結尾處,大衛向「母親」讀出自己的名字與密碼,就獲得授權進入禁區—但是原本這是絕不可能的,因為大衛不是「聖約」號的船員。

 

在這麼強大的裡應外合設計中,人類被玩弄於股掌,黑暗的結尾是注定的。

 

然而如果我們從電影院走出來,回到2017年的現實,遠處歐洲的炸彈聲猶在,導演雷利•史考特似乎非常政治不正確地提出了一個極端的隱喻,作為現實危機的影射,那就是「非我族類,必有異心」—聯想歐洲難民問題,無數無辜的難民當中是否必然存在某些無法接受歐洲文明精神的極端者?他們會恩將仇報,因為他們始終相信人種的優劣有別,相信信仰不同的神有別,他們鄙視那些收容他們的歐洲人,並且視之為「聖母病」,覺得這麼軟弱輕信的人必須被「超越」。

 

我理解一個80歲老藝術家的悲觀,這個世界必須仰賴於悲觀,才能有救。《異形:聖約》以及緊接著的數部異形,那些生存下來的都是最悲觀的人。我甚至期望難民中也有這樣的悲觀者,他們會摒棄那些狂徒,重建自己的尊嚴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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