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不是公車上書 而是公民宣言

余杰 2017年07月13日 07:02:00

公布《零八憲章》是劉曉波入獄的直接原因。(湯森路透)

就《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一文與曹長青商榷

 

自稱英美保守主義傳統的服膺者的政論家曹長青,偏偏喜歡用一種紅衛兵式的、唯我獨尊的言說來吸引眼球。雖然曹長青在文章中頻頻引用柏克、哈耶克等先賢的言論,但其偏狹而獨斷的個性與文風恰恰與柏克、哈耶克的紳士風度格格不入。與景仰的對象背道而馳,與批判的對象如出一轍,這是許多中了毛澤東毒素的中國文化人的悲劇,若不經過刮骨療傷,則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兒子」而不自覺。

 

零八憲章》公佈之後,雖然劉曉波入獄,但該文本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凡是得到人們讚賞的人物和事件,曹長青非得否定之,方能顯示其高明。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他撰寫了長文《劉曉波的諫言路走得通嗎?》來批判《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我無法苟同該文的基本觀點,特與之商榷。

 

劉曉波是最具獨立人格的中國知識分子

 

與曹長青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相反,劉曉波是中國當代知識份子中離「諫臣」身份最遠的一個人。

 

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撰文批評李澤厚一舉成名之後,劉曉波始終是一名獨立不羈、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像是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孫悟空一樣,其人格形態迥異於彬彬有禮、鄉愿虛偽的中國文人士大夫,即便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群體當中也讓人側目。

 

最近,評論家李劼發表了一篇文章,生動地回憶了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會議上劉曉波的表現。當時,身為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劉再復,是少數與高層有聯繫的開明派文化人,以顯赫的官方身份自詡,主持會議時免不了要打官腔。劉曉波不能忍受此種官場文化對文化學術界的侵蝕,遂搶佔話筒而滔滔不絕地發言,讓「文藝沙皇」雖然尷尬卻無計可施。由此細節可見,劉曉波的處世方式絕非中國人習慣的溫良恭謙讓,早在那個時代便顯得如此驚世駭俗、特立獨行。

 

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期間,知識界的諸多名流都與高層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加入體制當中,試圖推動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其中,尤其以趙紫陽時代的體改所為代表。即便是曹長青,當時也供職於朝氣蓬勃的《深圳青年報》,在經濟改革前沿的深圳,利用相對寬鬆的新聞控制,在官方媒體上為改革鼓吹。在那個時代與體制有種種聯繫,並非道德上的瑕疵。有時,在體制內反倒能起到體制外起不到的作用。

 

然而,即便在那個時代,劉曉波與體制亦保持相當之距離。他從不忌諱發表那些遙遙領先於時代的言論,比如中國只有經過「三百年殖民地」才能實現民主自由,自己先就堵死了通往仕途的道路。除了擁有北師大講師的身份之外,劉曉波對任何體制內的地位都沒有太大的興趣。

 

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二十年,劉曉波更是與體制決裂,成為像一根魚刺一樣讓中共難受的、堅持生活在國內的「持自己政見者」。他相信,那個魯迅所說的「活的中國」、「帶著血的蒸汽的中國」,不在廟堂,而在江湖;不在已經被「六四」屠殺嚇破膽的知識精英當中,而在自由意識逐漸覺醒、奮起爭取有尊嚴的生活方式的民間社會之中。

 

劉曉波曾經在美國勞改基金會出版了《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一書,對「民間立場」作了最為完整的闡述。他與日漸強大的民間社會一直保持著血肉般的聯繫,他的朋友中很多都是普通的工農大眾,可以說很少有知識分子像他那樣「接地氣」。

 

劉曉波雖然生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卻像哈威爾所說的那樣,「假裝」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湯森路透)

 

與之相反,在海外流亡者群體中,仍有不少人試圖重新獲得當年的帝王師和諫臣的身份,常常以「有某種特別管道」與高層保持某種聯繫為榮,甚至中共使館的官員請吃一頓飯也成為「顯擺」的談資。胡溫上臺之時,不少人對「胡溫新政」抱有美好的憧憬,甚至撰文吹捧之。劉曉波從不向權力低頭,從不對當局抱持幻想,他是最早撰文指出胡溫新政是色彩斑斕的肥皂泡的政治評論家之一。

 

我記得,當時包遵信先生因為太厭惡江澤民,而對胡溫的「改革計畫」抱有一線之希望,建議我們暫時不要撰文批評胡溫。我們在一家餐廳吃飯時,劉曉波專門與包老師爭論此問題。雖然他一直都很尊重包老師,但在對胡溫的看法上,他始終堅持自己的看法,即胡溫不可能啓動政改。

 

二十年來,劉曉波參與和組織了多次簽名活動。他既是生活在中國大陸的「第一政論家」,也是一名人權活動家和組織者。他自己寫作的文章,常常毫不畏懼地點名批評毛、鄧、江、胡,正如此次法庭判決書中引用的那些文字,無不對中共的獨裁本質有入木三分的評述。

 

劉曉波雖然生活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卻像哈威爾所說的那樣,「假裝」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以自由人的心態和精神展開思考和寫作。與個人寫作有一定的差別,劉曉波從事群體性的人權活動,比如起草或組織簽名信,則盡可能地讓觀點和語氣變得溫和、平實,以爭取更多人士的支持與參與。因此,他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儘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協和退讓。這兩種有差異的角色如此完美地融合在劉曉波的身上,而這「兩個」劉曉波在今天的中國所起的作用都是獨一無二的。尤其是後一身份,更是非劉曉波莫屬:能夠與老中青三代知識份子和各類活動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動和密切的聯繫的,除了劉曉波之外,偌大的中國還真找不出第二個人選來。我想,這也是當局如此害怕劉曉波,一定要將他逮捕入獄並判處十一年重刑的根本原因所在。當年,中共的劊子手們宣稱,六四的大屠殺可以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如今,他們則自以為是地相信,囚禁劉曉波,便可以獲得未來十一年為所欲為的資本。

 

《零八憲章》應和了中國公民社會強勁的脈動

 

如果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零八憲章》的文本,就不至於像曹長青那樣過於苛刻了。劉曉波不是《零八憲章》的最早的起草者,當他介入此事件時,該檔已有一個初稿。劉曉波為此文稿提供了一些個人的意見,更為重要的是,他將這份文件傳播給若干有識之士,向他們徵求意見。學者徐友漁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當初劉曉波就曾向他徵求意見,他也細緻地給出許多意見來,這些意見大都被劉曉波吸取了。

 

在討論文本的過程中,我發現劉曉波本人並非完全認同《零八憲章》中的條文,比如他對西藏、新疆和臺灣問題的看法,就比憲章最後的定稿要「激進」(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正確」)得多。但為了爭取更多人的簽名支持,他只能取一個最大的「公約數」。曹長青在文章中論及的「修憲」不如重新「立憲」的看法,其實我與劉曉波、王怡等人早就討論過。我們看到了現行憲法本身的致命缺陷,認為與其在這部「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偽憲法」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還不如推倒重來,為未來之民主中國起草一部嶄新的憲法。但是,這一思路最終並未得到更多朋友的認同與支持,我們只好暫時放棄之。

 

再比如,劉曉波與我一樣,都是英美式的保守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歐陸的大政府和福利制度,但我們無法在憲章中完全貫徹這一立場,憲章中對福利制度的憧憬是我們不能完全認同的。這樣的結果,不是我們對自己的立場堅持不夠,而是為了完成一份公共性的、歷史性的文獻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得不接受一份相對平庸的《零八憲章》——《零八憲章》畢竟不是先知式的宣告,而是顯示這個時代中國獨立知識份子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民眾的平均水準的「大鍋菜」。

 

所以,《零八憲章》中提出「修憲」的建議,而不是「立憲」的宣言,並不表明這份文獻是一份向當局的「諫言」。曹長青批評說:「『諫言』這種思維方式和做法,別說中國封建統治幾千年,共產黨專制六十年,六四的鮮血淋淋還沒有把連下跪諫言都遭砍頭的事實說明白嗎?難道還需要劉曉波再做十一牢才明白共產黨的本性嗎?」這一批評並不符合親身經歷六四屠殺、痛定思痛的劉曉波在這二十年來一貫的言行,也不符合《零八憲章》的宗旨與願景。

 

劉曉波並不像帝國時代寫摺子的大臣或中共時代寫內參的「文膽」那樣,心中有一個潛在的讀者,那就是「今上」。他從來就沒有設想過要讓胡溫當局以及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接觸到《零八憲章》並作出正面回應,甚至為了有這樣的結果而不惜讓憲章的文本投合胡溫的胃口。相反,他早已對參與和組織憲章活動的嚴峻後果有清醒的評估,他甘願一個人承擔這一事件的壓力,而保護其他參與者。在劉曉波心目中,《零八憲章》的讀者,乃是千千萬萬的普通民眾。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簽名活動超越了此前所有簽名最大的共同點——即局限于精英知識份子階層之中,這次簽名活動深入到了各種不同的階層和人群之中,比如有大量的上訪者、經租房業主、工人、商人和大學生等,都毫不畏懼地在這份卑之無甚高論的檔上簽署上自己的名字。如果這份檔是曹長青所説的「諫言」,他們一定不會輕易簽名的。

 

曹長青對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看法出現巨大誤差,是因為他長期離開中國大陸,對近二十年來中國的變化和現實的複雜性有所隔膜。他在評論美國的政治和文化的時候時有卓見,而在論述中國本土的問題的時候不免粗糙與扭曲。他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思維方式,也使得他錯誤地挑選了《零八憲章》和劉曉波作為批判的靶子。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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