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南海爭議催化中國的「帝國衝動」(下)

曾昭明 2016年08月13日 06:39:00

中國海岸巡防隊和越南海岸巡防隊於南海海域相遇。(路透社)

(接上篇)

回歸「天下秩序」

 

附立於中國崛起的主旋律,中國的學界和文人,也開始演繹各種以回歸「天下秩序」為立足點的天朝主義論述。

 

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的份量持續提升,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微妙地質變為帝國主義思潮。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否定了民族國家導向的國家建設思維,另方面開始以「帝國的眼光」看待自己與世界。他們不忌諱說中國是帝國,而且還以「帝國建設」的角度,來打量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按照這些天朝主義論述,崛起的中國之所以無法清楚定位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之所以無法對世界展現「軟實力」,之所以無法依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世界秩序,「都是『現代』民族國家惹的禍」。對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最深層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不是模仿西方文明的「追趕式發展」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代價,而是失去「文化上的自信」,將「西方的」民族主義當成建構自我發展所要追求的範式。

 

對這些呼吸著「大國崛起的時代精神」的弄潮兒,不但中國百年來的民族國家建設走的是冤枉路,而且中國還失去了以「天下帝國」的繼承者為原點的「帝國心性」,甘願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屈居老二,而不敢承接「復興天下秩序」的昭昭天命。

 

根據主流的天朝主義想像,在古典的「天下秩序」中,中國不但在世界上無競爭者,也無平等者。中國應該重拾「華夷秩序」的傳統儒教理想,以此來界定帝國本體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規範,也應該回到「朝貢關係」的軌道,以階序性的權力儀式,去體現出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從屬地位。

 

天朝主義者相信,「復興天下秩序」,不會只是國粹派儒生政治上幼穉的信仰,而是實際可行的大國崛起戰略。為著恢復天朝上國過去在亞洲的地位,中國首先需要建立華夏版本的「新門羅主義」,確立亞洲是中國獨享的「勢力範圍」,然後秉持中國豐厚的「帝國遺產」,逐步走向「天下主義」。中國不需要「與世界接軌」,而需要「掌握世界標準的制定權」。

 

反對「中華帝國」的「新世界主義」

 

「復興天下秩序」的天朝主義論述,在中國內部並非沒有質疑的聲音。「新天下主義」或「新世界主義」,或許可算是之中輪廓較為鮮明的,被認為是中國學派的「世界主義理論」。

 

如今,中國成為霸道國家,已不再是東亞周邊國家多慮,而是中國製造的國際現實。中國與台灣的天朝學人,大體還不願承認這種現實的變化。在他們的自我想像中,中國有幾千年的王道文化傳統,在現代的建國歷程中,更是反覆倡議反殖、反帝、反霸,中國怎麼可能走上霸道之路?這種論斷,只能是污衊和扭曲。

 

中國的「新天下主義」或「新世界主義」話語,並不否認這些變化趨勢,他們乃至也不否認,中國晚近「復興天下秩序」的話語,並非指向和平崛起與合作共贏的世界圖像,而是冀望再造具有帝國擴張性質的「中華帝國」。

 

但他們對這些變化趨勢,有著特定的歷史詮釋。按照他們的診斷,中國的「霸權化」或「帝國化」趨勢,問題的源頭來自於中國當下的世界想像中,居於支配地位的並不是傳統的「天下秩序」,而是現代的「民族國家」,甚至於是某種病態、激情、好戰、且帶有濃重國家主義味道的民族主義:認為中國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中華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以「中國特色」來呈顯中國文化的例外性,同時又鄙視人類普世的共同價值;渴望運用新興大國的經濟、軍事力量,來對抗和取代西方國家的霸權地位。

 

換言之,中國無奈地失去了「天下秩序」的理想,把來自西方的民族國家當作是現代化的必經道路。由於當今中國的世界圖像受到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思維架構的制約,中國人變得比西方人更敏感於「國家利益」,更崇拜「強權政治」。在這種情勢下,「復興天下秩序」,不是讓中國人變得更像自己的祖先,而是更像自己所否定的西方對手。

 

如此一來,從「新天下主義」或「新世界主義」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大國崛起」,結局將極可能悲劇收場。

 

中國崛起的力道越強,國力越盛,中國將越可能以更為徹底的「強權政治」為手段,來使得世界服從於中國。依據這種「復興天下秩序」的歷史邏輯,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後果,反而會讓中國更加遠離古典帝國的「天下主義」傳統,更加「去中國化」。

 

到最後,中國崛起的邏輯終點,將再度複製德國與日本這兩個有「大國崛起」經驗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充其量或可一時躍居國際社會中的區域霸主,但絕無可能改變現今國際秩序中的霸權邏輯。

 

(路透社)

 

否定南海仲裁是「新世界主義」的實踐嗎?

 

無論如何,在論述上,「新天下主義」或「新世界主義」試圖說明,中國崛起的終極目標不該是重建「中華帝國」,更不該是躋身新「霸主」行列,而是「在根本上改變霸權結構」,迎向正義與和平的「後霸權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在自我定位上,他們強調的是關於「後霸權的世界秩序」的理論話語。

 

不過,他們是如何論證中國推動「後霸權世界秩序」的可能方式的?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界主義」並不反對天朝主義者「復興天下秩序」的理想;他們也同樣主張,古代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秩序」,乃是理想的的「文明秩序」和「國際秩序」範式。他們同樣也以為,中國必須反思民族國家思維的侷限,可是,反思的目的是要去重新掘發中國「天下主義」傳統中的「世界主義內涵」。

 

如果將這些遊走雲端的高階論述拉回地面來考察,人們不禁想問:那麼,中國不接受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否定現存的國際法體系,是否符合「新世界主義」的論述意旨與實踐策略?

 

這個問題,原本該由中國倡議「新世界主義」的學人回答。但假設我們依循「新世界主義」的論述邏輯,或許暫且可以提議若干的臆測。

 

不論是「新世界主義」或「新天下主義」,要將「前民族國家主權」的「文明帝國」理念,經由哲學性的轉換手法,而移植到主權國家構成的現代「列國體系」,並非容易的事情。總體而言,「新世界主義」論述的核心元素,乃是「跨文化的對話關係」:如果要為規範世界秩序的方式找到普遍性的原則,人們既不能訴諸先驗的形而上學,也不能放任某個強勢文明去單獨界定,而必須經由各民族之間的對話關係去建構出來。

 

刀劍相向也是「跨文化對話」?

 

同時,中國的「新世界主義」論述,似乎用隱晦的方式接續了中國過往的「階級革命的世界主義」,或者說,在「文明衝突論」的背景下,去承接「階級革命的世界主義」,繼而變奏出「文明對話的世界主義」:中國需要以弱勢國家與弱勢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代表為自我期待,將自己型塑為跨文化對話中「促進全球正義的規範性力量」。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在南海仲裁案中,誰是弱勢國家?誰是弱勢文化?在海牙仲裁庭中的司法對話,難道不也是「跨文化的對話」?國際仲裁的形式與結果,難道不也是「促進全球正義的規範性力量」?

 

還是,中國的「新世界主義」會主張,國際海洋法與海牙仲裁庭,所表現出來的恰恰好就是美國強加給世界的霸權主義?進一步說,當中國的「新世界主義」做出這樣的論斷,又該如何與中國以外,期盼中國能遵循國際法秩序的的各個民族政體與文化群體,去進行有效的對話?或者,中國的「新世界主義」會真的認為,法律辯論無從構成「跨文化對話」,而刀劍相向反倒是「跨文化對話」的恰當途徑?

 

尤其,對照當前中國言論限縮的現實情況,如果中國連在自身內部都找不到自由對話、民主審議的公民社會空間,人們不免就會懷疑,南海的主權爭議,是否已形成了「新世界主義」或「新天下主義」難以跨越的門檻?更極端地說,「新世界主義」或「新天下主義」,是否會還沒能改變中國與世界,就先被埋葬於中國當前的「帝國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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