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國內多有人提倡「審議式民主」，意即提高民眾對公共事務的涉入，使其成為一種有意義的公共生活。比方說仿效在美國許多社區舉辦的「國家議題論壇」，由住在同一社區的民眾一起齊聚討論地方性和全國性議題。

既然是提高公民參與，便著重於參與者的「草根性」，同時促進彼此在某一項議題上的溝通對話，且避免讓特定「專家」壟斷了發言權。透過系統化的運轉，某種程度它甚至可以主導一個社區、一座城市的施政排序，又由於它是建立在「認知」、「理解」、「對話」的架構下，施展得宜，或許可使一些進行中的公共事務獲得眾人的共識和信任。

這種理想性的現代公共事務操作，其實已有成熟藍圖可資借用。尤其在政黨高度抗衡對立，幾無協調空間的政治環境下，公民參與更是別具意義。觀之台灣的黨派競爭，確實已有對話無力的問題，彷如德國威瑪時期曾經深受其擾的困境－「各政黨在彼此磋商前就已各存成見，討論根本毫無意義」，緊接而來，癱瘓的議會，將促成看不下去的老百姓自己站出來解決國家大事。

問題在於，那些不同背景的意見領袖，一樣各有旗幟和標語，在擁護自我立場下，社會於是很容易再被撕裂成互相敵視的區塊。國會議場上議員彼此扭打謾罵，議會失能導致朝野無以整合意見，如雨後春筍般的意見領袖較勁，也可能愈加分化了國家。稍有不慎，恐怕還會為獨裁領導製造養分。

有歷史上的前車之鑑，所謂「審議式民主」這類型態的公民參與，遂可為應對之道。時至今日，台灣仍多有地方民代忙於跑紅白帖，做固樁式的「選民服務」，幾讓議會政治功能不彰，進而觸發更多的街頭遊行運動，但並不是每個人，又或每件事都能透過搞遊行、搞抗爭找出答案，益加指向有意義的公民參與會是可行的辦法。

理想狀態下，公共事務納入更多公民參與，可讓不同立場的公民走向對話，對爭議事件形成好的判斷；但眼下我們顯然有一個極大的瓶頸需要突破，也就是電視台Talk show強大卻短效的刺激，很長一段時間已經由密集時段、頻道的播送，高度扭曲了民眾對公共事務參與的認知。

很多人以為今天坐在電視機前面跟著名嘴指三道四，自己就好像有了某種參與感，或者認為只要名嘴替自己說出了心裡話，就足夠讓人感到通體舒暢，實際上卻只是平白把自己的思考機會和參與自由度，送交到那些經常遊走各大攝影棚的名嘴之手。今天Call in節目的同溫層取暖方式，已使之成為議論角度和內涵最貧乏的場域，卻又有著最大的感染力。

最後，導致的副作用就是讓某些原本對討論寄予厚望，卻又不喜衝突情境的人，因為那些「吵死人的爭論」、「討厭的爭辯」、「反覆的爭吵」、「總是製造不愉快的氣氛」和「廉價正義」，選擇關掉電視，迴避爭端。於是在許多公共議題上，就剩下電視台常客，和習於發洩高張情緒之民眾的舞台。

下一步，經由情緒堆疊，取公民參與而代之，就是動輒發動指尖攻勢，「灌爆」某個和自己意見不合的政治人物或意見領袖臉書。又或者串聯發動同類，為了某個議題輪番打電話到民代辦公室發表高見，順便以「不然下次就不投給你」做為警示。包括「一例一休」、「同婚修法」、「年金改革」、「前瞻計畫」，皆有此例，而我們卻以為這就是一種民意發抒，畢竟「選票制裁」要隔幾年才能表現一次，透過電話倒是有空就可以去電教訓，以為「反映民情」。因而現在發展出了一種台式的公民參與，或可就叫「打爆立委辦公室電話」。

意見歧異是民主必然的過程，只是，當代議政治失靈，又對街頭抗爭感到疲乏，乾脆以打電話給民代迫使就範，但這到底又算是哪門子的改革手段？這豈不只是把問題更加簡化、讓議論更形淺碟，純然自滿於一通電話造成的立即「效果」。如此一來，幾乎沒有人願意嘗試去走一條正常的公民參與之路，那才真是民主自由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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