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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專欄:《悟空傳》-「反叛」被經典化之後怎麼辦?

廖偉棠 2017年08月12日 00:00:00
如果一切早已在各種作品中被經典化的「反叛」形象,都能作為香港抗爭的隱喻的話,抗爭本身的意義反而被多重形象的附會解構了。(悟空傳劇照/圖片取自時光網)

如果一切早已在各種作品中被經典化的「反叛」形象,都能作為香港抗爭的隱喻的話,抗爭本身的意義反而被多重形象的附會解構了。(悟空傳劇照/圖片取自時光網)

這年頭拍改編電影是很困難的,因為被改編的著作往往已深入人心,擁有一個既定的被幻想的形象。最極端的例子是西遊記+孫悟空這一個大IP,每年都有一兩部以上的衍生品,正統的闡釋用盡了以後,各種暗黑、逆轉不在話下。而每一次改編都會引來西遊記粉苛刻挑刺,可是挑刺歸挑刺,票房總有基本保障,而且除了劉鎮偉那幾部江郎才盡的續貂片,其他都尚有可觀。

 

最新一部內地資金、香港郭子健導演的《悟空傳》所受到的質疑又別開生面:因為原著今何在《悟空傳》太有力地佔據過內地一代人的記憶,原著粉幾乎一面倒給予電影負評—出於兩個矛盾的理由,一方面固然是覺得不忠實原著的,但亦有覺得不夠反叛原著的。

 

 

後者可圈可點,因為「反叛」,是今何在當年這本暢銷書的最大賣點。《悟空傳》小說出現在世紀初,那時周星馳的《大話西遊》兩集已經成為新經典,成功解構了之前電視劇版本西遊師徒那種全然正面的形象,《悟空傳》更進一步,把《大話西遊》裏仍然徬徨猶豫的孫悟空,一舉推成叛逆偶像。

 

其實這種反叛形象,在幾十年前是中國官方也推崇過的,最初可以追溯到毛澤東的孫悟空情結,動畫版《大鬧天宮》也秉承那種挑戰權威、砸爛一切的精神。這種孫悟空精神在六零年代演變成紅衛兵行兇逞強的藉口,在文革結束後,卻成為七零後挑戰主流的一種標誌,與悲劇的哪吒形象合流,顯示著一種極其有限的不合作精神。
 

「我來過,我戰鬥過,我不在乎結局」這句話出現在電影《悟空傳》裏,而不是小說裡更流行的那句「我要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這眾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諸佛,都煙消雲散!」可見導演郭子健的謹慎和清醒,但這也成為原著粉詬病此片的一個理由。其實後者恰恰反諷地顯示了當年那些看《悟空傳》的八零後一代人的虛妄,這種徒然口號式的宣洩,不過是對反叛的意淫,現實中他們是最懂得妥協的一代,還不如悲觀的七零後。

 

不過電影為人稱道的「燃」也不時淪入宣洩性的虛妄,不叫那種口號而叫這種口號,悟空形象到底沒有複雜起來。《悟空傳》強調反抗天命,如導演有意無意承認的、香港觀眾樂於附會的,也許是對雨傘運動的一種隱喻。但就我所見,這反抗不過是天庭版的《打擂台》,甚至大BOSS天庭都沒有出現,這不落入了中國傳統的「反奸臣不反皇帝」乎?

 

談到隱喻,作為香港的影評人,我不禁略感悲哀。如果一切早已在各種作品中被經典化的「反叛」形象,都能作為香港的抗爭的隱喻的話,抗爭本身的意義反而被多重形象的附會解構了。如果一切訴求都要以隱喻化表達的話,訴求本身的意義也被審美化,無可避免陷入一種趣味中了,這種趣味就是:

我已經熟悉被挑戰者的潛規則,我可以安全地玩耍其間。

所以我寧可香港觀眾不要去想像什麼隱喻,悟空形象積累至今,最不需要的也許就是隱喻了,剔除政治情懷的寄託吧,否則你和那些今何在原著的粉有什麼兩樣呢?作為一部熱血片或者愛情片,《悟空傳》還是勉強合格的,就讓它在那個層面上被接納,你才不會太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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