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忘卻過去曾在公眾領域中弘揚「勇敢」的國家，是不會再堅持要求今日所選出的領袖具備勇敢的品格或對勇敢加以褒獎—事實上我們已經忘記要那麼做了。

我們也許還記得約翰．昆西．亞當斯如何透過亨利．克萊 註更多.Henry Clay（一七七七∼一八五二年），美國參眾兩院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與演說家之一。的政治謀劃成為總統的，但是我們已經忘記他在年輕時為了支援國家，如何放棄參議員生涯的遠大前程。我們也許記得丹尼爾．韋伯斯特 註更多Daniel Webster（一七八二∼一八五二年），美國政治家，曾兩次擔任美國國務卿。在他職業生涯中對國民銀行言聽計從，但是我們忘記了他在任期行將結束時，為國家利益所做出的犧牲—我們之所以忘卻，也許僅是因為我們對這些並不在乎。

前幾年，有位為多家媒體專欄撰稿的作家對千千萬萬的讀者說：

人們毫不在乎普通參議員或眾議員說什麼。他們毫不在乎的原因是—他們知道從國會裡聽到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廢話、蠢話和蠱惑民心、不可信賴的話…

早先有位內閣成員在日記中寫道：

雖然我不大相信參議院已完全墮落，但是我幾乎不指望大部分參議員能做到誠信。大多數參議員心胸狹窄、刻板頑鈍，根本不適合擔此重任。有些參議員是俗不可耐、蠱惑人心的政客，有些則是已經權勢在握的富人…（還有些）目光短淺、粗魯無能，並且盲目擁護某些黨派偏見…

再早些時日，有位參議員對同僚說道：「由於我們辦事不力，人們不再信任我們了。」

參議院知道，今日許多美國人都深有同感。我們聽到別人說，參議員必定是個政客，而政客必定只關心贏取選票，而不是關心治國本領或敢作敢為。母親們也許仍希望自己鍾愛的兒子長大後當總統，但是根據幾年前著名的蓋洛普（Gallup）民意調查—她們不希望兒子長大後成為政客。

目前對參議院的大量批評和蔑視是否意味著參議院的素質已經下降了呢？當然不是…那麼，這是否意味著參議院再也不能自誇是「勇者的殿堂」了呢？

華特．李普曼 註更多Walter Lippmann（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年），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兩次榮獲普立茲獎，代表作是《輿論學》（Public Opinion，一九二二年）。經過近半個世紀的仔細觀察，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裡對政治家和全體選民都提出尖銳的評價：

除了極少數可以看作全才或奇人外，取得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盡是些缺乏自信和膽怯的人。他們在政壇上步步高升，僅僅因為他們善於安撫、賄賂、唆使、哄騙或者能夠設法控制選民中那群吹毛求疵、來勢洶洶的人。他們最主要考慮的不是自己的觀點和使命是否正確，而是能否爭取民心—即不在於觀點和使命是否行得通並行之有效，而在選民中的意見領袖是否立即表示滿意。

我在「成功的民主黨政治家」圈子裡生活和工作了近十年後，對參議員盡是些「缺乏自信和膽怯的人」這種說法到底是否準確還沒把握。但我相信，公共事務的複雜性和兩黨吸引公眾注意力的競爭，已經使參議院裡幾乎每天出現、在政治上大大小小的勇敢行為黯然失色。我相信，參議院整體素質的下降幅度（如果說已經下降的話），要比公眾對政治策略、妥協與平衡的必要性，以及對參議院這個立法機構性質的理解下降得要小。

最後，我相信我們批評了隨波逐流的人，同時也許批評了反潮流的人—是因為我們尚未充分瞭解參議員對選民的責任，或者沒有充分認識到，用韋伯斯特 註更多Noah Webster（一七五八∼一八四三年），美國辭典編纂者，被譽為「美國學術和教育之父」。的話來說，渴望「把他那孤零零的小船從岸邊推向波濤洶湧、阻力重重的海洋」的政治家所面臨的困境。也許，如果美國人民能更加全面地理解妨礙政治上敢作敢為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迫使參議員努力克己或違背良心），那麼可能就不大會去批評取巧走捷徑的參議員，同時更加讚賞沿著勇敢的道路走下去的參議員。

書中提及的第一種壓力，一般大眾都不太能理解：美國人希望得到別人喜愛，參議員概莫能外。他們的天性熱衷於社交，他們的身分也有必要熱衷於社交。我們喜歡與朋友及同事志同道合。我們喜歡讚揚而不是謾罵、喜歡深得民心而不是為人所不恥。

我們了解離經叛道者的道路一定很孤獨，所以我們渴望與議會的同事、所屬俱樂部裡的同伴一起遵守俱樂部的規則和模式，避免我行我素而使其他成員為難或惱火。此外我們還認知到，在俱樂部裡的影響力，以及實現自己目標和選民目標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說，取決於其他參議員對我們是否尊重。當我進入國會時，有人曾對我說過：「待人接物之道就是要懂得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意味著不僅需要良好的夥伴情誼，而且要運用折衷妥協的方法，對事情隨時把握好孰輕孰重，採取妥當的措施。我們不應未經三思就譴責所有妥協行為都將有損士氣，因為在政治和立法中，並非原則都一成不變或理想都高不可攀。正如約翰．莫利（John Morley）的敏銳觀察—在政治「這個領域裡，行動常常可以退而求其次，而且抉擇時刻總是容易出錯」。在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聯邦政府的體制下，立法制度需要個人及其所屬團體的願望，以及與周遭其他人相互折衷妥協。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克萊一定明白個中道理，所以說「妥協」是維持美國團結的凝聚劑：

所有的法律……是根據相互讓步的原則制定的……如果一個人妄自尊大，不講仁慈，無視人性、弱點、欲望和必要需求，如果他愛說「我絕不妥協」，就讓他去說吧，但絕不能讓可以正視人類本性共同弱點的人鄙棄妥協。

正是妥協才防止了各種改革家在政治上走向極端—無論溫和派、強硬派、世界大同主義者、孤立主義者、吹毛求疵者和大而化之者，因而破壞群體的利益。

狂熱的信徒、極端分子，甚至認真堅絕地恪守原則的人，總是對政府未能迅速貫徹全部原則或沒有譴責對手的原則而失望。但是議員有責任在本州和黨內調解各種對立的勢力，在全國性重大利益衝突中代表本州或所屬政黨講話，只有議員們最清楚，幾乎沒有一個問題可使所有事實、所有權利和所有善良的人一面倒…

※約翰•甘迺迪自1946年到1952年間，擔任三屆眾議員。1952年當選麻州參議員。之後因背部傷痛接受兩次手術。休養期間撰寫了本書《正直與勇敢》，1956年出版後迅速暢銷，並於1957年榮獲普立茲傳記文學獎。1963年11月22日甘迺迪在德州達拉斯遇刺身亡。甘迺迪的遇刺在其後數10年間持續左右美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被視為對美國歷史的發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事件之一。（本文摘自《正直與勇敢》第一章「勇敢和政治」，由時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