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站在運動員肩上的小國人民

主筆室 2017年08月29日 07:00:00
台灣有「好想贏韓國」情結,同樣的,其他國家也不乏類似台灣,有希望利用運動比賽建立國家信心的慾望。(攝影:陳育陞)

台灣有「好想贏韓國」情結,同樣的,其他國家也不乏類似台灣,有希望利用運動比賽建立國家信心的慾望。(攝影:陳育陞)

世大運即將落幕,過程中儘管刺激出不少題外插曲,所幸台灣選手表現不俗,讓它終究找回些許基本意義,卻又不侷限在運動本身。體育賽事作為民族的亢奮劑,舉世皆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此番未至全球頂尖的比賽,不會只是各地大學生彼此的切磋聯誼而已。

 

台灣情況更為獨特,早從開幕前「『中華台北』是一又長又窄的島」開始,就已為世大運另闢故事章節。過去,我們總是很難純就欣賞角度去支持台灣旅外的傑出運動員,主要是大家難免得藉由他們,去填補因妾身未明的國際地位所造成的缺憾。

 

有時,這些選手在場上汗水淋漓和對手廝殺,心裡其實也很清楚,自己同時還背負著場外觀眾熱血沸騰而又深沉的民族責任。這也說明了,為甚麼世界各地大小運動比賽,即使是未獲矚目的小型賽事,只要有台灣加油團(通常是僑民)出沒,場邊鼓舞士氣的歡呼聲量都會特別大。那通常無關乎個人政治意識屬於「統派」還是「獨派」,凡國際能見度低、缺乏國民自信,或極度渴望得到他國認同的人民,都會有這種情緒反應。

 

台灣有「好想贏韓國」情結,同樣的,其他國家過去也不乏類似台灣,有希望利用運動比賽建立國家信心的慾望。像是「好想贏俄羅斯」的芬蘭(芬蘭曾割讓土地給俄羅斯),「好想贏德國」的挪威(挪威曾遭德軍占領)。

 

世大運參賽國中的幾個北歐國家,因生長環境不同,他們選手的強項多在冬季體育項目,也許這次獎牌表現並不突出,但不表示他們就是體育弱國。

 

芬蘭的創新產業和挪威的石油工業,分別為其國家支柱,惟背後支撐各自社會的動能,卻有歷史上因「運動」而來的自我認同。尤其史上長期處於北歐邊陲的挪威,雖有比昂松、易卜生等大文豪作為國家文化力量的表徵,但挪威人不服輸性格並非來自維京人的基因,而是經由近代運動家所催化造就。

 

2011年,挪威女拳擊手在拳擊錦標賽一舉擊敗宿敵丹麥(丹麥曾併吞挪威),消息傳開舉國歡騰,許多家長甚至打算以她的名字替自己新生兒命名。而當地人的偶像崇拜,也多寄於「運動選手」,他們尊崇運動明星,經常要比對有錢有勢的企業家還多了幾分敬意。北海油田縱然為當地人帶來了物質面的安全感,長期飽受窮困羸弱之苦的挪威人,其實是在體育表現中找到自己的力量。

 

台灣在心理上視棒球為「國球」,亦是基於這項運動多次榮耀了自己生長的土地。挪威人則將「滑雪」看作國家精神展現,他們且自稱每個小孩都是穿著滑雪板出生。兩個世紀前,挪威探險家南森腳踩滑雪板橫越陵蘭冰帽,達成人類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創(壯)舉,目的儘管是為了北極研究工作,卻意外將冰上雪橇滑步運動一併推上國家尊嚴的層次。

 

南森是探險家、科學家、外交官,還是一名人道主義者,挪威人迄今對這位全才勇士的景仰,多數則來自他身上所展現「滑雪運動員」的毅力和體能。如今「南森精神」在此地恐怕更甚於深深影響北歐民族性的「楊特法則」。

 

強國多是體育大國,小國的自尊心有時也很依賴體育活動的滋養,畢竟那是一種無須兵戎相見,又可證明自己能挫敗對手的熱血方式。它無庸置疑是一劑民族亢奮劑,否則每每勝出的選手不必如此儀式性地肩披自家國旗。無論是不是別有用心要將體育和政治掛勾,國與國之間的體育賽事,因為競技的目的更勝於表演,因而永遠都不會只是選手自己個人的事情而已,至多就是不讓選手直接攪和其中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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