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胡適 白話文與文化帝國主義(上)

曾昭明 2017年09月15日 00:00:00

如今,荒唐的不是「現代」,而是試圖在「古代經典」,在「天命」早已遺失、只剩不可解的囈語之處,要去解讀出可統治寰宇的「詩意天意」的「儒官集團」。(湯森路透)

2016年12月23日,中國教育部下轄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了《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要求國家機構「開展農村普通話宣傳推廣工作,大力提升青壯年勞動力普通話水平」;同時,還要「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教學,確保少數民族學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堅持使用普通話,正確使用規範漢字,努力提高傳統文化素養和語言文字應用綜合能力」。

 

2017年3月14日,同一單位又發布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其中「基本普及」的意思,是指「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以上」,並且還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開展中華經典誦讀教師培訓」。

 

2017年6月,根據媒體報導,中國新疆和田地區教育局發佈指令,開始要求各級學校全面實行中文教育、完全禁止使用維吾爾語,禁止只使用維吾爾語的文字、標語和圖片,而且不允許教師接受維吾爾語訓練,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一律禁止使用維吾爾語言。

 

2017年8月,美國與台灣的「中國文學專家」,針對課綱爭議,發表聯署聲明,要求以「國語文」來「「消弭中文、台文、華文的差異」。9月,「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舉辦記者會,主張「少了文言文就不再是中華民族了」。

 

有趣的是,人們已經忘了,2017年,正是「白話文運動」後的100年。

 

儘管如此,經由長期的國家強制措施,「白話文運動」,以奇特的形式,正大步邁向實現晚清以來天朝文人的夢想:「言文一致」。之所以說「奇特」,這是因為:這樣的「言文一致」,是用新的「帝國語言」來「消弭」帝國內的語言差異,是透過摧毀帝國內各個語言群體的「母語」來實現的。

 

中國和台灣的國家機器,繼續忙碌於鞏固「帝國形式的言文合一」;「白話文運動」提出的「言文一致」問題,卻無聲無息,悄然消失於大眾的眼界。

 

或許,該是正式宣告「白話文運動」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或許,也只有認知到「白話文運動已經死了」,對諸如余光中或白先勇等「現代文學家」站出來支持「古文派」的弔詭場景,我們才不會有任何不必要的意外之感。

 

人往往要到臨終的時刻,才能真正明白自己這一生的意義或「使命」;百年來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似乎也在最後結束前,對人們揭示了它自身的真相,它的「本來面目」:「白話文運動」,乃是近代華夏文人「重建天下帝國」的「社會基礎工程」。

 

「帝國」,而不是「民國」,才是「白話文運動」真正的感性與知性上的「原鄉」。

 

帝國語言的危機

 

讓我們將時間倒轉,回到清帝國的晚期。這個衰圮的古典帝國,正進行著「戊戌變法」。「維新派」的文人,看著崛起中的日本,在剛開始出現的白話刊物上,藉由現代漢字大眾媒體的先驅,表達出了對「語言的問題」的關注。他們以為:日本以區區島國,居然能有雄視世界之志,是因為「用白話之效」,經由「白話」來在「平民」中普及文化和普及教育。這是「文言/白話」這個現代的語言區別誕生的「歷史現場」;這個如今大致被人遺忘的「歷史現場」,標示出了一場迄今綿延一個世紀以上的「帝國語言危機」的開端。

 

然而,漢字文化圈「古來的帝國語言」,並非首度遭逢「語言危機」。在春秋戰國時代,當西周的「封建性帝國秩序」處於「禮崩樂壞」的情境,當時的「文人階級」(=能夠書寫和閱讀的貴族和遊士階層),針對如何重建「新列國秩序」的問題,環繞著「名實關係」的問題,爆發出了激進意涵已被後人遺忘的語言問題大辯論。

 

這場大辯論,透過先秦儒家、《老子》、稷下道家學派和《莊子》等文獻,為我們記錄了第一次「帝國語言危機」的深刻痕跡。但這些印痕,相當程度已被秦漢官僚帝國的「帝國神學」刻意抹除,成為後人難以一窺全貌的殘骸碎片。

 

接著,到三國以降的時代,隨著「天下帝國秩序」的瓦解,隨著人們對漢帝國的帝國釋經學的反挫和「解構」,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問題意識出發,「文人階級」內部引爆了第二次的「帝國語言危機」。荀粲的論斷——「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微妙地迴響著第一次「帝國語言危機」中,《莊子》對化為教義學的「儒教」的整體批判。

 

最後,在「清談」形式的中古文人「沙龍」裡,在一場被歷史特意淡忘的「文藝復興」中,經由影響廣泛的「言意之辯」,第二次的「帝國語言問題」大辯論,將漢帝國的帝國釋經學不斷試圖彌合的「原初創傷」,大白於世人。直到宋王朝的理學興起,才再度將「帝國語言」上的傷口,透過挪移和收編佛教的形而上語言,遮蔽了起來。

 

如果我們將晚清開始的「白話文言之辯」視為第三次「帝國語言危機」,這次的「帝國語言危機」,就展現了與之前非常不同的特點。第一次,「人民與語言的關係」的問題,進入了華夏的漢字文化圈。

 

文言形式的帝國語言,經由「華夏/夷狄」與「文人/庶民」的雙重劃分,構建了一個核心高聳、階序明確的帝國政體。可是,當帝國淪為「列國之一」,漢字文言的神性光芒,也頓然褪色。過往的帝國文言在「文人/庶民」之間樹立的高牆,一旦在漢字中被重新標記為「文言/白話」的區別,也逐漸顯得搖搖欲墜。

 

「語言與人民」的問題

 

現在的人重新審視「白話文運動」時,可能容易由於已經習慣「現代性情境」,容易忽視了:現代的「文言/白話」的區別,總是蘊含著「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進一步說,也總是蘊含著「語言的人民性」的問題。

 

「文言/白話」的區別,不但凸顯了傳統「文人階級」與在帝國書寫裡沒有「身份」的「人民」之間疏遠而緊張的關係,而且還凸顯了一個從未在華夏帝國語言中被充分表述過的「語言事實」:看似統一在「儒官集團」文化中的「文人階級」,原本竟然來自說著不同「母語」的群體。

 

如果儒教帝國傳統的「士族(「儒官集團」)/眾庶(「老百姓」)」劃分是對社會空間進行整齊的水平切割,口說語言的差別,就宛如對「文人階級」與「眾庶」都做出了垂直切割。不再是同質一體的「文人階級」面對著而異質多樣的「眾庶」;存在著的,是種種基於語言差別而形成的「文人群體」和「眾庶群體」,以及之間種種可能的交往、關涉、和衝突。

 

可以說,「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從未在「漢字帝國」浮現為明確而一貫的言說主題。出現這種性質的問題,表明了:在帝國語言內部,已經曝露出了巨大的裂痕;正是基於這種帝國語言上的裂痕,「漢字帝國」開始正式遭遇了「語言現代性」的門檻。

 

古典的帝國文言,曾以「華夏/夷狄」的人類學區別和儒教「天命神學」,將自己穩固地安置為表徵「天下帝國秩序」的「神性語言」。這種「天下性的神性語言」,構成了當時漢字文化圈的「通行書面語言」,一種有別於拉丁文字的「世界語言」(lingua franca)。

 

當「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唐突地闖進帝國,古老的「華夏文人階級」已然驚覺,不但天朝降格為更廣大的「列國秩序」中的一個普通成員,而且,在帝國的內部,可能還充滿著聲音語言無法相通的各種「民族」,一種無可名狀的「現代」事物。

 

相對於荒唐的「現代」,屬於華夏的「古代」,看來更為陰暗,卻也更顯得明亮。帝國正如夕陽般沉沒,「古代」與「現代」之間,頂多只能維持「尷尬的不和諧」,帝國的「文人階級」,不能不求助古老的帝國記憶。

 

梁啟超趕著在帝國欲離去前,發明「中華帝國」與「中華民族」這一對概念,為帝國舉辦前所未有的招魂儀式。帝國崩解的前一年,立憲派人士,七手八腳,透過帝國學部通過了「國語統一辦法案」,為還不存在的「中華民族」發明語言。他們模仿日本,設置「國語調查會」,負責研擬標記「國語」的「音標」。他們似乎相信,憑藉著「漢字帝國主義」,就能確實保證「國語」(一種古典帝國從不知道的事物)的統一性。

 

轟然一聲,「民國」來了,「帝國」倒了。「儒官集團」兩千年來對「天下帝國」的痴迷和眷愛,此刻徒留「遊園驚夢」。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

荒唐的,不是「現代」,而是試圖在「古代經典」,在「天命」早已遺失、只剩不可解的囈語的地方,要去解讀出可統治寰宇的「詩意的天意」的「儒官集團」。

 

舊帝國離去了,表情決絕,嚴肅沉重,轉瞬之間,灰飛煙滅。原地留下來了兩個骨灰壇,一個上面寫著「中華民族」,另一個寫著「國語」。現代的「民國知識份子」,抱起這兩個骨灰壇,毫無猶疑,向前跑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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