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煒智（電影與劇場歷史研究者、廣播節目《臺灣電影筆記》主持人，同時也是編劇、作詞、導演，文章散見於中國時報等專欄）

2010年代的世界，既有盛世之壯美，又同時可見亂世之蒼涼。戰火，殺戮，死難，流離……草芥之民，在大時代的浪潮沖刷之下，莫非只剩隨波而去的唯一選擇？透過攝影鏡頭的折射，我們親眼得見重重烽火居然把餘燼燒回成生之燄苗， ashes回燃成為amber，繼續散發瑩瑩澈澈的人性光輝。

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國際之間探討最多的莫過於難民問題。然而，難民潮之外（還有，海灘上那個再也醒不過來的紅衣小男孩之外），在家鄉，在鄰國，仍有生命在殘喘存活。三部影片，三個面項，講述三種不同的生命經驗。《阿勒坡最後的男人》（Last Man in Aleppo）聚焦2016年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敘利亞救援組織「白盔部隊」（White Helmet）三位創辦者身上，側記他們在槍林彈雨、斷垣殘壁之中，堅守自己生而為人的承擔，能救一個是一個，能挖出一位是一位。在這天盲地聵的時節，哭喊無用，只有沉默不語，埋頭續作，這是生命存在的姿態。這是「一種」生命存在的姿態。

另「一種」——我們要把國界畫出來。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一群敘利亞工人在水泥與鋼骨之間揮汗穿梭、勞動度日；受到當地政府宵禁措施所影響，他們下工之後已經無處可去，只能繼續受困於自己建築的屋宇樓第之間，幾乎，他們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是在每天早晨攀上高樓之際，當他們俯望腳下生生不息的都市風景時，是否也想起在國界另一頭，自己正受到內戰無情摧殘的故土家園？《水泥的滋味》（Taste of Cement）勾勒這群離鄉背井、西進鄰國謀生的「流亡者」（我們也可以稱他們為『流亡者』吧？）輪廓，夢囈似的旁白堆砌，流麗的光影沉浮，寫出了也是「另一種」的生命姿態。

還有「一種」。它歷盡煎熬，受盡折磨，人所能想得出來摧殘別人的手段，它都體驗過。而且，它沒有辦法回到原地原點，原貌拍攝，因為那一整片的原地、原點、原貌，現在依然是重重戒備的監獄，囚禁著自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的許多重犯。於「giloo紀實影音線上影展」平台獻映的《煉獄塔德莫》（Tadmor）以惡名昭彰的塔德莫監獄為主題，利用廢棄的校舍建築改裝重建，搭出塔德莫監獄的舊貌，並以曾經待過塔德莫監獄的受刑人訪談為主軸，穿插實境模擬演出，將一幅人間煉獄的殘酷景象呈現在鏡頭前；影片試圖透過重構這段黑暗與沉重的歲月，重新激發那些幾乎接近消失的生存慾望。這些受刑人「生而為人」的認知，曾經一度被這所牢籠活活剝除，如今生機再燃，這又是生命的姿態。

這些「姿態」、這些個體的故事、這些「案例」，在光影聲音的織造之下，是否帶給你我一絲一毫的尊嚴啟示？以上三部作品，扣合敘利亞政權與內戰的時、空背景，血淚滴落之際，生命依舊延展。轉身望向歷史長河，20世紀前半段，兩次世界大戰，把天地乾坤翻覆了好幾回；如今，「納粹」意識的隱隱騰發，仍會挑動西方世界最敏感的那條神經。在德國，年過百歲的老太太面對紀實鏡頭，接受了超過30小時的訪談，最後剪輯成為片長約110分鐘的《龐瑟回憶錄》（A German Life）。龐瑟女士（Brunhilde Pomsel）如她所言，真的是一個歷史的「旁觀者」。她當年眼見納粹黨掘起，跟當時大半德國國民一起歡呼，出了社會要找工作，她的專業技能讓她受到上司賞識，擔任秘書職務。戰爭期間，她盡一己之力為國服務，把辦公室的工作打理得妥妥貼貼，上級交待「不可窺閱」的機密文件，她也恪遵規範，不曾多看一眼。戰後她被貼上「幫兇」的標籤入獄服刑，只因她服務的辦公室——頂頭上司不是別人，正是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龐瑟女士的後半生過得穩當妥貼，她出獄之後，在戰後復員、焦土重生的歲月裡重新找到文職工作，繼續服務社會、貢獻所長，到去（2016）年以耆壽106歲安享天年。面對過去「那段歲月」裡極度畸型的全民激情，她徐徐吐吶而出的語言，既似懺悔，又彷彿無悔可懺，既如自辯，又好似圓地打轉。歸根結柢，片名取得太好：A German Life。她的抽樣，瞬間凝結了許許多多德國人在「那段歲月」的所見所聞、心理狀態。整部影片以黑白畫面、巨大特寫組構而成，無聲的沉默被驟然響起的喟嘆劃破，令人不耐的單調鏡頭語言傾洩出的卻是讓人忍不住要狼吞虎咽的親身見聞、歷史註腳。

在「納粹」的相關題旨中，二戰期間的大屠殺（The Holocaust）——當時歐洲地區約900萬名猶太人，約有三分之二遇害；這個禁忌話題，很多時候、很多場合，外人碰不得，只有猶太人「有資格」觸碰。在美國，猶太人在電影與戲劇等娛樂、文化領域，佔有極高的比例；對於納粹的形象和納粹的議題，他們自有見地。「giloo紀實影音線上影展」平台選映《幽默的界線》（The Last Laugh），走訪多位當前娛樂業界的大老名家、線上演員與幕後創作者，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態度，用「耐人尋味」四字形容，不知是否恰當？畢竟最爆笑的喜劇有時往往是從最沉重的悲劇中衍生而來，片中有受訪者感嘆：

「Whenever I remember, I cry.  Whenever I don’t remember, I laugh.」

真實生活的淒慘，本身根本毫無可笑之處。然而掙扎求生的意志與面對逆境的人性尊嚴，那就是幽默、歡笑得以附著、生根、抽芽茁壯的最佳土壤。藝術家在本片給了我們相當明白的訓示：

「Survival or what it takes to survive – there can be humor in that!」

歷史對人類文化與人類文明開的巨大玩笑，在另一部精選作品《紅孩子》（Red Children）尤其可見一斑。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滾滾「紅潮」不僅襲捲全中國，就連西方世界不少知識青年也心有戚戚，先後遠赴東亞，希望在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國度裡，建設一個太平盛世的烏托邦。這群來自異邦、對毛澤東革命理想深有共鳴、積極投身「創建新中國」年輕人，為數雖然不特別多，卻因此成為大時代的重要見證。不少人成家立業後，留在中國養兒育女，居處原則上僅限於北京，為便於管理，又以北京的「友誼賓館」為最重要的集中住處。他們的兒女，史稱「Red Children」，說得一口標準京腔普通話，生活習慣、坐臥起居與中國大都市的知識份子幾無差異；他們的成長歲月與這片土地的發展歷程密切貼合，尤其在「大躍進」的時代，更是親睹整個社會步步走向一個即將失控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這群「Red Children」成了紅衛兵，經歷批鬥、抄家、關押、入獄，從主動參與到被動淪為階下囚犯，整個社會從擁抱異邦友人的「diversity」到最後變成排他排外、失控失序……然後在國際局勢、外交局勢的風雷變異之際，突然之間整個翻盤，尼克森訪華、與日本建交，國內政爭起落，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

歷史洪流裡，這一群Red Children的命運原本早被遺忘。偏偏有這麼一部片長僅有50多分鐘、出品國為日本的短篇紀錄，以英文旁白口述，穿插中文、法文的實地訪談，為這個大歷史裡的小小一群人，留下屬於他們的註記。是否微不足道，且讓後世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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