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工程對四川乃至整個中國的戕害，在其建成十多年後日漸凸顯。三峽大壩未來的結局，恐怕只能是炸掉或拆除。而在建與拆的過程中，這一世界上最大的水壩對長江沿岸的人文和自然生態已然造成的破壞，是難以估算、甚至無法彌補的。

如果中國政府的決策者們讀過美國學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恐怕在實施三峽工程時會三思而後行。遺憾的是，中共政權的獨裁者們個個都是「劉項從來不讀書」——比如，習近平以四處「報書單」的方式來掩飾其可憐的初中文化水準，但他並沒有讀過書單上那些文史名著。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都是毫無道德底線和憐憫之心的無神論者，他們相信「人定勝天」，卻充當了災難的製造者。

《國家的視角》的主題是「解釋二十世紀烏托邦式的大型社會工程失敗的背後所隱含的邏輯」，通過對若干大型社會工程的研究，爲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提供了鮮活的例證。斯科特認為，社會工程必然產生巨大災害，它源於以下四個因素的結合：第一，對自然、社會的管理制度的簡單化。國家企圖限制人群流動，人口易於統計、管理，人們的生活、行為都要規範化、標準化，使得政府和官員用徵稅、徵兵的眼光來看是清晰的。第二，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認為人類一定可以認識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從而征服自然，可以理性地設計社會秩序。第三，獨裁主義國家，它有願望有能力用強制權力使自己的計畫成為現實。第四，公民社會軟弱，無力抵制國家計畫的強制施行。這本書雖然不曾論及中國，但其理論完全契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大饑荒到三峽大壩，以及當下轟轟烈烈的「中國模式」，都是這條通往毀滅之路上頗具誘惑力的風景。

三峽大壩矗立起來之後，南方文明的搖籃巴蜀荊楚區域變得面目全非、不堪入目，誰能記錄下沉默的河流無聲的抗議？我所見到關於三峽的最好的攝影作品，是曾年的《沉默的河流：三峽的人與事》。曾年在長江上當過十二年水手，對江水的熟悉超過了岸上的土地，對生活在長江兩岸的人們具有一種超乎血緣之上的親情。從一九九六年到二零一二年之間，他屢次往返於三峽地區，與拍攝對象多次會面，耳聞目睹了近二十年來三峽底層民眾的悲歡離合。曾年一邊拍攝，一邊用文字記載沿途見聞，正如法國攝影家阿蘭·柯拉爾評論的那樣：「曾年以客觀、同時充滿敬畏的態度爲我們拍下了一幅幅圖片，向我們展示出了自然的炫美與現實的黯淡。」

老子說，上善若水。江邊的人，像水一樣遭到統治者的蔑視和驅使，但在曾年眼中，「他們每一位的每一縷頭髮，每一個皺紋，每一個動作，都有其故事，都有其出處。我只有誠惶誠恐的資格」。曾年像寫作「底層訪談錄」的作家廖亦武那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貧瘠的山嶺間與拍攝對象同吃同住，風餐露宿亦不以爲苦。他在一篇攝影手記中寫道：「住宿老孫家，我們是在同一個盆子也是同一盆熱水中洗臉洗腳，又是同一條毛巾，之後又被安排在同一張床，而且同一個被褥裡睡覺。我也不好提出異議，是他覺得對我的好。夔門的大山上巨冷，久久不得入眠。」如果攝影者不能成為被拍攝者中的一員，就不可能捕捉到被拍攝者的眼淚與微笑、哀傷與希望。只有讀到這樣的細節，讀者才會明白，那些細緻入微、情深意切的照片並非從天而降，每一張背後都有迂迴曲折的故事。

被腰斬的長江與被毀滅的風景

《沉默的河流》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記錄了位於涪陵的歷史文化遺產白鶴梁的故事。白鶴梁是一塊每逢長江枯水季便露出水面的礁石，因有白鶴棲息其上而得名。白鶴梁最具價值之處倒不是白鶴，而是一千兩百年來文人墨客在其上題寫的一百六十三段、共計三萬多字的詩詞歌賦。因為三峽大壩提升了長江的水位，白鶴梁永遠沉沒在水底、不見天日。儘管後人可以通過玻璃管道進入水下觀賞先人的智慧，去看北宋詩人黃庭堅手書的「元符庚辰涪翁來」，以及那個「來」字的「來去不得也」；但白鶴梁再也無法爲長江提供歷年水位高程的記錄——失去了週邊原有自然環境的白鶴梁，身不由己地被凝固爲「水下博物館」。

對於利用三峽工程橫征暴斂、殘民以逞的官僚和奸商而言，白鶴梁等歷史文化遺產是無足輕重的「雞肋」，是一堆缺乏「經濟價值」的石頭。沿江的那些古城、城墻、寺廟、百姓的家園，更是他們驅動怪手肆意拆毀的「廢品」。然而，三峽工程並沒有讓長江沿岸的居民享受價格更爲低廉的電力資源，中國的電力系統被壟斷在一小撮太子黨手中。李鵬家族是三峽工程的最大受益者，這個家族斂聚的財富堪稱天文數字。李鵬的女兒、中國電力「一姐」李曉琳居然在「兩會」上提案爲民眾設置「道德檔案」，真是「賊喊捉賊」、「高尚是無恥者的座右銘」。無論習近平如何信誓旦旦地反貪，像李鵬家族這樣的巨貪之家卻安然無恙。

曾年沿江而下，一路上看到不少利用三峽工程大發橫財的事例。他在巫山的渡船上聽當地人說，南岸的山上是一片平壩子，已經爲某家大公司以四十億人民幣買下。曾年不禁問道：「難道有那麽人要到大山裡居住嗎？」對方回答說，那是要修建度假村和高爾夫球場。很難想像在窮鄉僻壤、崇山峻嶺之間，突然冒出一大片芳草萋萋的高爾夫球場。誰說中國閉關鎖國，西方的高爾夫不是在中國風靡一時嗎？誰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最不缺的就是有錢人。

在大寧河的渡船上，曾年又聽朋友說，剛經過這片土地被某大公司以二十億人民幣買下，將於此建別墅群。曾年問：「如何有如此之多的有錢人？」朋友爲之指點迷津：「先把地盤下來，什麽都好說了。」最後，朋友用「瘋了」這個詞來形容三峽兩岸「大開發」之怪現狀。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就連毛澤東都不敢將「高峽出平湖」的狂想付諸於實踐，後毛澤東時代自信滿滿的中共領導人卻敢於將長江攔腰折斷，如此才能「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領袖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下面的大小官員則拼命撈錢。

三峽大壩蓄水沒有幾年，生態災難已初現端倪。曾年寫到：在重慶，船行過一片滑坡區域，自三峽蓄水以來，這裡已有過大型滑坡。他用手機拍下施工現場的大幅白底紅字標語：「勇排險，鑄豐碑，保平安，利國利民——重慶市地勘局107地質隊」；下麵又有紅底黃字標語：「地勘隊伍做好國土危岩整治，不畏艱難確保長江三峽安全」。在「中華標語國」，人們閱讀標語時已有一個共識：越是現實生活中缺少的東西，在標語中越是頻繁地出現，如安全、環保等詞彙。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三峽大壩首次一百三十五米蓄水；七月十三日，湖北秭歸沙鎮溪就發生滑坡。七月十四日，曾年趕到滑坡現場，拍下一張中國任何媒體都不會發表的照片：經由軍人找到抬出遇難者遺體的瞬間。曾年感嘆說：「再歸咎於自然天災，怕老天不幹了吧？」然而，在一潭死水的官媒上，此類滑坡和死人事件，從來不會被報道，也不會被公眾知曉。

那些背井離鄉的三峽移民

就連樹木都不能隨意遷迻。在中國急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管理者以高價收購的方式從鄉村掠奪樹木，掠奪者反倒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施捨者的派頭。然而，那些千里迢迢遷迻到城市的參天大樹，往往沒過幾年就死掉了。那麽，人呢？

三峽工程所涉及的移民數量超過兩百萬。中共當局一聲令下，相當一部分移民被連根拔起，奔赴陌生省份、他者聚落。中國憲法中不保障公民的遷徙自由，中國人被戶籍制度死死拴住。但是，一旦政府要你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土地，你就必須服從，沒有拒絕和討價還價的權利。中國的面積跟整個歐洲相似，雖然中國一直存在超級集權的中央政府，也有統一的文字，但各地的歷史傳統、氣候飲食以及方言之差距，並不亞於歐洲諸國。因此，很多來自四川、重慶、湖北的三峽移民，被「規劃」到別的省區，宛如歐洲人從一國遷迻到另一國，所經歷的文化震盪和生活磨難一言難盡。當局此前承諾的住房、工作、子女教育等條件，後來往往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水月鏡花——中國政府對內和對外都從不遵守承諾。不久之後，很多移民偷偷逃回家鄉，雖然家園已被江水淹沒，雖然因此而喪失戶籍，但至少可以在自己家園附近開始新的生活。

在曾年的鏡頭之下，有很多風塵僕僕地來來去去的三峽移民：有的老人獨自留下，在廢墟傍邊搭一個窩棚，燒火做飯，不知明天將如何；有的年輕的父母背著還不懂事的嬰孩，乘著渡船去往遙遠的他鄉，臉上充滿迷惘的神情；有的家庭帶著大包小包物品蹣跚上路，似乎要將過往幾十年的生活一起打包帶走；有的打工歸來的青年人，身上穿著沿海城市流行的服飾招搖過市，卻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亙古如斯的長江，總是充當他們的生活背景，如果沒有了長江，他們的日子如何計算、如何延續？長江靜靜地傾聽他們喋喋不休的訴說，也收納了他們全部的淚水和汗水。

既然是移民，他們不得不在不同的身份之間轉換和遊移、迷失和尋找。曾年在棚戶中拍攝到一位守護著自己棺材的韓家老媽媽，身後那口厚重的黑色大棺材與老人那皺紋如雕刻般的臉龐遙相呼應，死亡的氣息在城市廢墟和江水之間瀰漫。這位八十七嵗的老人向曾年講述的故事，簡直就是現代中國苦難史的縮影：這位王姓老人剛兩歲時，黃河決堤，自徐州由父親背著逃到南京。丈夫是軍械修理員，在馮玉祥和張學良的部隊中都待過。日軍攻破南京之時，她墮入水塘，懷胎七個月的胎兒流產了，自己陰差陽錯地存活下來。抗戰八年，她隨軍行動，輾轉到過安徽、河南、陝西……然後，丈夫所在的國民黨軍隊跟八路軍打仗，在死人堆中撿到一條命。再後來，國民黨軍隊退卻到四川，丈夫開了小差，一家人留在此地。之後，丈夫以打鐵為生，被新政權調查過，但早已將所有身份資料燒掉，這才躲過中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老人告訴曾年：「移民要我們去廣東，我說‘要死就死在這裡了，這把老骨頭就埋在這裡了’。」是的，老人早年逃難已走過大半個中國，如今再也走不動了，就讓她在這江邊長眠吧。

一八五一年，美國華盛頓州布格海灣，被迫出讓土地的印第安酋長西雅圖對白人演講：「河川是我們的兄弟，也是你們的……我們只為求活才去捕獵，若沒了野獸，人又算是什麼呢？若鳥獸盡失，人類亦將寂寞而死。發生在動物身上的，必將回到人類身上……若繼續弄髒你的床鋪，你必會在自己的污穢中窒息。」可惜，中國的三峽移民，連對政府發表類似演講的機會都沒有，沉默的長江邊，盡是更加沉默的民眾。

那些力氣比不上習近平的苦力們

長江沿岸，有挑夫，也有縴夫，他們衣不蔽體、肌肉淋漓的外貌，常常出現在曾年的鏡頭之中。

每到一個城市，在渡口，都會有挑夫來攬客：「要個力？」這些挑夫因其手中的那條扁擔，或者竹筒，被稱之為「棒棒兒」或者「扁擔」。對於這兩個司空見慣的稱呼，曾年有一番人性化的反思：「這幾個稱謂似乎都不顯示有人在後面存在。」換言之，這些苦力早已被上等人或者掌握文字書寫權力的人所「非人化」，曾年要用鏡頭重新找回他們被剝奪的人性尊嚴。

曾年記錄下與一位棒棒兒聊天得到的資訊：馬姓，今年三十五嵗，一九八九年高中畢業，一九九五年進奉節的國營煤礦當井下工，合同制，去年辭掉煤礦工作。當棒棒每個月要交一百五十元給奉節碼頭，奉節碼頭共有二十至三十個棒棒兒。租房住，一天一元錢房錢，幾十個人同住，每個人自己做自己的飯吃。當棒棒兒是從早幹到晚上。他有兩個小孩，一個六歲，一個八歲；老婆拾些個別人不要的東西，也種點菜自己吃。

這位棒棒兒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長期掙紮在最底層，卻一眼看穿主導中國社會運行的「潛規則」：「有錢人是用錢來賺錢；沒有錢的要用力來賺錢，有權力的說一句話可以賺上幾萬幾十萬。所以我們是永遠賺不到錢的。」

曾年很天真，問他說：「生了病怎麽辦？」

對方似乎在談論別人的事情，口氣輕鬆而冷漠：「生活都沒有保障，病了就該死了。我們是生活在饑餓中的人，還談什麽理想，什麽社會公道？」

這段對話以及與之相配的棒棒兒們的照片，讓我聯想到英國作家毛姆的隨筆集《在中國屏風上》。將近一百年之前，毛姆也是沿江而上，吃驚地發現了在長江邊上拉船的縴夫們血肉模糊的生存之路。當時，在英國，如此艱苦的勞作已轉由汽車、火車和輪船來承擔；而在中國，依然由活生生的人來拉動龐大的船隻緩緩前行。縴夫們在舉步維艱中喊出響徹雲霄的號子，「這聲音幾乎不是人發出的，那是靈魂在無邊苦海中有節奏的呼號，它的最後一個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毛姆被這高亢的縴夫號子感動得潸然淚下：「他們都赤著腳，光著上身，他們汗流滿面，他們的號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絕望的歎息，是揪心的呼喊。……這生活實在是太艱難、太殘酷了，這是他們最後的絕望的抗議。這就是江中號子。」毛姆認為，中國上層社會的官僚和文人們，腐敗而衰朽，已失去了活力與方向感，無法引導中國這艘巨輪前行。他將更多的注意力對準下層社會，用更多的筆墨描寫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農夫、漁夫、挑夫和縴夫們。

民國初年，受聘到成都任教的日本教師中野孤山，在《橫跨中國大陸》一書中如此描述船行三峽時，縴夫的辛勞與危險：「拉纖的船夫，如猴子、似蜘蛛，在重疊參差的亂石岩脊上奔跑。激流奔騰，如千百蛟龍並肩飛舞。」而與毛姆差不多同時訪問中國的日本思想家德富蘇峰，在看到長江沿岸的苦力們的生存狀態之後亦感歎說：「那些在樹下彎著背、把腳踏在石頭上的人獸難辨的苦力們，才是使中國恒久屹立在世界上的原因。」

說到苦力的力氣，中國央視曾經發佈一段視頻，介紹一位元「超級大力士」：此人能扛兩百斤麥子，走十裡山路不換肩！該名壯士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黨魁習近平。有線民撰撰寫了一副對聯如此「稱頌」說：中國有一位全能的領導人，「文可興邦，背一千個書名，訪百國不重樣；武堪定國，扛二百斤麥子，走十裡不換肩。」習近平的舉重紀錄，曾年鏡頭之下的那些苦力們個個都只能甘拜下風。不過，沒有一個苦力會將習近平這樣的大力士當作他們中的一員，沒有一個苦力分享了和諧社會和大國崛起的榮耀。在被歧視、被剝奪、被奴役的境遇中，他們的憤怒和仇恨如雨後的野草一般瘋狂生長。一位受盡屈辱、看不到前頭有任何希望的苦力發牢騷說：「下次文化大革命，會比上次凶一百倍。」已經移居法國的曾年聽了這句話尚且心驚膽戰，處廟堂之高的中共高官顯貴們讀到這句話，將作何感想呢？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