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專欄:「膜蛤」是為對照習近平的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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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許 2016年08月21日 07:00:00

8月17日是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90歲生日,這一天,也成為了蛤絲們的節日,各種膜蛤文化產品紛紛登場。(翻攝自網路)

2016年8月17日,是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90歲生日,這一天,也成為了蛤絲們的節日,各種膜蛤文化產品,包括logo、漫畫、圖片,乃至視頻紛紛登場,表達了廣大蛤絲「天若有情天亦老,我為長者(江澤民的網路俗稱)續一秒」的願望。

 

因為面部特徵的某種神似,江澤民被稱為「蛤」,膜蛤文化的主要素材,則主要來自於2000年江澤民、董建華接見香港記者時,江當場發飆並發言教訓香港記者張寶華的一段視頻。

 

膜蛤文化的興起,主要得力於青年學生群體的力推,江澤民的怒吼視頻,屬於突發事件,且經由香港媒體發佈,展現了極權體制下的最高權力者未經官方加工真實一面,甚至可能是長達半個世紀以來,極權體制下最高權力層唯一一次的資訊漏洞,完美地符合了青年學生群體尋找身份認同和滿足優越感的雙重需求:一方面,因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視頻內容具有毋庸置疑的公共屬性,一方面,也是由於其身份的特殊,在網路上遭到遮罩,只能秘密流傳於小群體之中,又具有某種小眾性,這在一方面帶來小群體的認同,一方面又因其公共性獲得相較於大眾的優越感,也因此,在一開始真正的蛤絲,其實是不關心政治的,他們固然有欣賞「長者」(江澤民的別稱)的一面,但主要還是將其作為道具,以此形成小群體的認同和相較於大眾的優越感。

 

因不滿習近平而懷念江澤民

 

這種小群體的亞文化(次文化),有著天然廣大的社會基礎,在中國,並不存在真正的公共空間,也不具有真正的公共生活,只有娛樂和體育作為替代,作為民眾共用和交往的主要內容,這種公共生活的極度匱乏,也為膜蛤文化的流行儲備了足夠豐厚的土壤。極度張揚的權力與無權者的實際地位的反差,更促進了膜蛤文化的流行,這段視頻滿足了無權者的普遍心理需求,成為了民眾對此加以各種發揮的富礦。在其背後的心理基礎,首先是無權者的發洩,通過嘲諷解構江澤民所高踞的權力地位,將其拉下神壇,與民同樂,無論是其寬邊眼鏡,還是高腰褲,都成為了發揮的對象,與其說是膜拜,不如說是嘲笑,同期廣為流傳於中國民間的「宋江」段子,其實也起到的是類似作用,推而廣之,大陸民間更為地下的關於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淫穢黃色段子,甚至可以算作是類似行為的鼻祖。

 

膜蛤文化發源於青年學生群體,然後為更廣泛的民眾所欣賞接受,其邏輯大致如此,在這一階段,其更多作為大眾心理的展現,作為無權者針對權力的嘲諷、解構、乃至發洩。不過,近年來,膜蛤文化開始走出這一層面,而具有了較為明確的政治影射含義,成為一些人對過去懷念,對現狀不滿的工具,簡單說,就是通過把原本被嘲諷乃至醜化的「蛤蛤」加以正面化,以寄託對於江澤民時代的懷念,並通過這樣隱晦的對比方式,來表達對於當下習近平時代的不滿。

 

江澤民時代與當下習近平時代,究竟有什麼不同,值得如此隱晦對比,以作批評呢?

 

許多人認為,習近平時代針對自由化知識份子、維權律師、NGO活動人士、網路言論者的打壓更加嚴厲,這種壓迫性和窒息感,使得人們開始懷念江澤民時代的寬鬆,可是,如果僅僅就壓迫性這一點而言,江澤民時代與當前並不具有什麼區別,甚至猶有過之,如1999年開始針對法輪功群體的大規模鎮壓,同期針對中國民主黨的嚴厲打擊,以及稍後針對新青年學會、黃金秋、王小寧等新興網路活動人士的打擊等等。客觀而論,江澤民時代的政治高壓承繼1989年鎮壓而來,從絕對指數而言,遠遠高於現在。

 

習近平對社會的壓制更加全面而深入,才使得原本被調侃乃至醜化的「蛤蛤」,搖身一變成為了某種正面形象,隱晦地與現在加以對比。(路透社)

 

習近平帶來更壓抑、更凍結的感覺

 

江澤民時代與當下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絕對尺度上的寬鬆,而是在於方向上的變化。江澤民時代承繼如同廢墟一般的後1989時期,通過緩和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關係,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引入國際互聯網(網路)、申辦2008年奧運等措施,江澤民時代給人一種越來越市場化、全球化、資訊化的走向更加寬鬆的感覺,與此進程相適應的與國際接軌,加強法制建設等等舉措,又造成了中國承認普世價值,且有可能在國內使之落地生根的想像,如同期中國政府簽署《聯合國人權公約》等等措施,就強化了這樣的想像。

 

與之相反,習近平時代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新的方向,除去上述提及的壓迫性的展現之外,意識形態上拒絕普世價值,強調「七不講」;對外關係上突出民族主義,警惕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和平演變;經濟上強調國有企業的主體地位,力主做大做強;對於互聯網的管控,更是前所未有的加強,凡此種種,都呈現出一種與江澤民時代若相背反的趨勢,一種走向更加壓抑、更加凍結的感覺。此外,江澤民時代所鎮壓的,主要是法輪功、民主黨、網路異議人士等泛反對派,相對孤獨而邊緣,而習近平時代所試圖管控的,是整個新興社會群體以及其活動空間,包括律師、媒體、知識份子、NGO、網路言論等等,對社會的壓制更加全面而深入,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全面的背反,才使得原本被調侃乃至醜化的「蛤蛤」,搖身一變成為了某種正面形象,被隱晦地與現在加以對比。

 

膜蛤文化的這一面相中,隱含了一種回到江澤民時代的情緒,一種試圖擺脫當下習近平路線的企盼。不過,江澤民時代與習近平時代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差異,江澤民時代是中共市場新極權戰略中,推進市場化的階段,習近平時代則是對市場化後果加以管控,以避免其衝擊到既有專政權力體制的階段,習近平時代所要加以管控的,正是江澤民時代以及此後胡錦濤時代近20年發展的後果,如新興社會階層壯大,自由化思潮蔓延等等,江澤民時代與習近平時代,無非是市場新極權體制一放一收迴圈的不同階段,並不值得厚此薄彼,擺脫一個回歸另一個,也無非是噩夢的一層進到另一層,在這個意義上,膜蛤文化更像是沒有朝向未來的選項之下,一種無奈心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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