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我開始關注關於大量手無寸鐵的黑人被警察殺害的報導。社群媒體上的貼文令我非常不安，其中有一則更是讓我流下眼淚，也就是我的故鄉路易斯安那州，巴頓魯治（Baton Rouge）發生的奧爾頓·斯特靈（Alton Sterling）被害案。

我依然有家人住在那一帶，這樣的事有可能發生在他們任何一個人身上。我感到憤怒、傷心、絕望。我想做些什麼，但不知道該做什麼，或者說該怎麼做。我只是確定地知道，我希望自己的做法盡可能地存有敬意。

幾周後，在季前賽中，我的隊友柯林·卡佩尼克（Colin Kaepernick）決定在奏國歌時坐在長凳上，抗議警察的暴行。坦白地說，當時我沒有注意到，新聞媒體也沒有注意到。直到2016年8月26日的第三場季前賽時，他的抗議才引起全國關注，開始出現對他的強烈批評。

這時，我的信仰驅使我採取行動。我想到了《雅各書》第二章第17節：「如果沒有行為，這信仰就是死的。」我知道我需要為正確的事情挺身而出。

星期六，在再次比賽前，我去找柯林，討論我如何加入這項抗議行動，以及我們怎麼做才能產生更強大而正面的影響。我們詳談了「我們這個群體」面臨的許多問題，包括對有色人種的體制壓迫；警察的殘暴；以及刑事司法制度。我們還討論了如何利用我們身為NFL球員所擁有的平台，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發聲。

在仔細考慮了幾個小時後，中間甚至還有已退役的「綠色貝雷帽」、前NFL球員納特·博耶(Nate Boyer)到訪。我們決定，第二天奏國歌時，我們應該下跪，而非坐著，進行和平抗議。我們決定下跪，因為那是一種表示尊敬的姿勢。我記得當時我們認為，我們的姿勢就像是為悼念災難而降下一半的旗幟。

令我不解的是，我們的抗議依然被誤認為是對國家、國旗以及軍人的不尊重。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正好相反。我一直認為，那些勇敢的男男女女的戰鬥與犧牲，是為了確保我們能在公平、自由的社會中生活，有通過抗議表達自己心聲的權利。

我愛我的祖國，我為自己身為美國人感到驕傲，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用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的話說，「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堅決保留永遠批評她的權利。」

我難以表達看到輿論對柯林的誣衊時有多難過，他投入這項抗議行動時滿懷善意。這可是一個曾經包了一家商用飛機，向遭受饑荒的索馬利亞運送食物和補給品的人。他還把自己的時間和金錢投入到了國內那些需要幫助的社區裡。我很自豪地稱呼他是我的兄弟，我們應該讚揚他努力在重大問題上尋求改變的勇氣。然而，直至今日，他仍處於失業狀態，被描繪成是意圖分裂這個國家的反美激進分子。

任何一個大致了解橄欖球的人都知道，他的失業與他在球場上的表現沒有任何關係。聯盟背棄一個表現優異的人真是令人遺憾。我知道，我參與這項運動意味著我的事業也可能面臨和柯林相同的後果。但引用牧師小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話說，「當沉默被打破時，一個新時代就到來了。」我選擇不背叛那些被壓迫的人。

我經常看到我們的努力被某些評論貶低，比如，在看到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被槍殺後說，「他應該聽警察的」，或者「沒有白人特權這回事」，「種族歧視很多年前已經消失了」。我們知道，種族歧視和白人特權至今依然十分常見。

令人沮喪而憤怒的是，川普總統說我們是信口雌黃的人，而把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新納粹主義者稱為「很好的人」。他的言論顯然是為了加深我們在努力彌補的裂痕。

不過，我深受鼓舞地看到，我的同事和其他公眾人物跟我們團結起來，回應總統的言論。最重要的是，我們掌控著我們運動的宗旨，那就是，「為所有的美國人追求平等，無論種族和性別。」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更多關注。有些人認知到，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那些沉默的旁觀者」。我們不僅需要更多的黑人和有色人種和我們站在同一陣線，也需要其他種族的人。

我拒絕成為那種對不公正袖手旁觀的人。我想成為令我的孩子以及子孫後代感到驕傲的人，成為那種面對逆境、努力對世界產生正面影響的人，那種50年後被人認為曾為正義挺身而出的人——儘管這不是一個受歡迎或輕鬆的選擇。

※作者Eric Reid為美國NFL職業球員，於舊金山49人隊擔任安全衛

【熱門點閱推薦】

●《大家論壇》貨幣視角：亞投行是中國主導IMF的入場券

●【走進羅興亞人現場】你沒有誤解難民營　這裡更慘、更臭、更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