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在民進黨全代會拋出「修憲說」具有長遠的戰略目標，其政治意義可從兩岸關係、政治理念與權力政治三個面向來觀察。

就兩岸關係來說，蔡英文的邏輯不僅對接「兩岸關係三個有利，三個平衡」的說法，延續了「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維持現狀」的內涵，同時開展了「新四不」與「三新」的觀點。直白地說，兩岸關係發展是建立在台灣的民主、民意與主體性的基礎上，這是民進黨的立場與原則，也是蔡英文就職以來所強調的「一致性」與「不挑釁」。若習近平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立場強硬的對台政策方針，或是啟動一系列地動山搖的作為，那麼改變現狀的責任自然是北京，這時「台灣自然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民進黨為了豐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相關內涵，必須進一步進行落實憲政主義與公民社會的內涵：這無關現狀的變動，因為並不涉及敏感的正名制憲或領土變更，而是更務實的「票票等值、公民權、人權條款」等議題；在面對中國崛起的客觀的新形勢下，這個新問卷是善意也是承諾，更是未來兩岸的新結構。換言之，這是蔡英文版本的「雙十講話」。
 

如果從政治價值的角度思考，半總統制最大的問題自然在於總統與行政院長之間權責不清的問題，表現形式主要在於「有權無責」與「有責無權」之間的關係。此外，在於該制度的運作變數甚多，難以維持權力運作的制度穩定。民選總統若與立法院多數黨分屬兩個陣營，除非建立類似法國三次左右共治的憲政慣例，否則扁政府時期朝小野大的問題必然發生；諷刺的是，即便是總統政黨在立院擁有多數落實完全執政，總統也必須兼任黨主席並透過類似「黨政幾人小組」維繫總統/行政/立法三者間的運作，但類似馬王政爭衝擊也未必足以防範或杜絕。

說穿了，這套制度的運作有賴於政治行動者的理性抉擇與政治智慧，偏偏這是最難控制的因素。
 

平心而論，不論是朝總統制或內閣制修憲都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差異在於這兩種制度的內涵與未來影響。主張總統制的綠營人士多將總統視為台灣國族主義建構的投射，以及落實國民主權的重要象徵，在兩岸特殊的政經情勢下，決策明快更是務實的考量，這可從蘇巧慧提出的總統制版本看出端倪。
 

但相對總統制贏者全拿、權力集中以及政治救世主情節（強人政治的遺緒，是多數威權政體在民主化過程中選擇半總統制的重要原因），內閣制所擁有的「民意政治」、「責任政治」與「政黨政治」的內涵，可能更符合台灣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上建構公民國族主義的精神，這是延續民進黨在兩岸關係中所標榜的「主權、民主、對等、和平」的具體實踐，也是區別兩岸制度差異的關鍵所在。

若從從權力政治的觀點思考，蔡英文的修憲說基本上已是為2020年的連任掃平政治障礙，若真的走內閣制的修憲方向，剛好可以達到使柯文哲泡沫化與國民黨邊緣化的後果。
 

首先，蔡英文為現任總統，將自己的職務給虛級化更擁有正當性，而且變動成本相對較小。作為民進黨的主席，蔡英文若轉為修憲後的首任中華民國首相，不僅開啟中華民國第二共和憲法的里程碑，同時也將打破總統連任的任期限制，這裡面就充滿了想像與現實感。
 

其次，在修憲的議題當中隨即將柯文哲的衝擊降到最低，因為內閣制的本質即是政黨政治，柯文哲沒有政黨背景，隨即出現碎裂化或組黨的兩難困境，此一議題已經對柯文哲造成震撼效果，特別是柯文哲在台大演唱會事件後民調大跌15%上下，這使得民進黨基層對於「提名自己人」的聲音越來越強，國民黨提出實力派的人參選可能性也趨高，若再加上憲改議題，柯文哲連任之路將面臨嚴峻挑戰。
 

最後，國民黨目前面臨欠缺核心價值與人才斷層的隱憂，如果在2018年九合一大選後，因內閣制進行新的立院選舉可能流失更多席次，因為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對小黨不利。但是國民黨的最大的問題仍在於無作為以及遲緩態度，除了立委江啟臣提出「修憲不能是一個黨說了算」與「召開修憲國事會議」的主張外，整個黨無人有建設性的回應。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