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於2012年11月當選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兩周後，習近平出現在一張看似隨手拍下的合影中。他帶領手下的高級官員來到剛剛修繕一新的國家博物館，那巨大的殿堂裡滿是中國光輝歷史的遺存：來自西安的兵馬俑；來自唐朝的釉面雕塑，以及來自遙遠的商朝的稀有青銅器。

但習近平選擇以一場不那麼光彩熠熠的展覽為背景：《復興之路》。該展覽講的是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被外國百般欺凌，但現在已走上復興之路。在呈現了中國屈辱歷史的展品前，習近平宣布，他的夢想是完成這項神聖的任務。這很快就成了「中國夢」，此後一直是他的治國之本。

在中共黨代會將於週三拉開帷幕，習近平將獲得第二個任期之際，他的此行值得被銘記。習近平取得的很多成績以及他對未來的規劃，都是基於一種理想主義觀點：兩百年的頹喪現在走到了盡頭，他的使命是帶領一個受到嚴格控制的中國重返世界舞台中心。

對外國人來說，這意味著要習慣一個更加強大自信，但可能也比以往更難相處的中國。如果習近平獲得成功，他領導的中國將在世界範圍內成為以數位化驅動的威權主義的樣本。

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新角色很難被忽略。數十年來，華盛頓一直敦促中國更多地參與全球事務。這通常意味著要求中國幫助解決國際危機——用外交政策術語來說，是變成一個「利益攸關方」。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多年間在國際事務中基本扮演被動角色的中國，開始展現更強硬的姿態。

北京已積極採取行動，強化中國對遠離其海岸的國際水域和島嶼的一些歷史上未有定論的主張，它把島礁變成島嶼，並難以置信地聲稱島礁周圍的經濟區是中國的水域——其說法與任何對國際法的獨立解釋都相悖。

中國還通過大手筆的「一帶一路」計劃，把周邊的一些小國拉上自己的軌道，同時在泰國、緬甸和柬埔寨支持正脫離民主方向的政權。

這些旨在主導地區事務的雄心勃勃的政策，與其在國內採取的強硬手段並駕齊驅。五年前，習近平掀起了一場激烈的反腐運動——腐敗堪稱對共產黨長期執政能力的最大威脅。但他也藉助這場運動來排擠政敵，他去年聲稱因腐敗被捕的高級官員一直在搞「政治陰謀」時，其實等於承認了這一點。

國內一個複雜的監控項目，是這種策略的組成部分。中國政府已鼓勵各省試著推出一個「社會信用」體系，依據人們的行為表現——從金融犯罪，到在網上發表太過苛刻的言論——給其打分，進而限制違規者的自由，比如限制其獲得晉陞或乘火車、飛機出行的能力，德國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稱之為「數位化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

這種新推行的改進版脅迫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清除了公眾的異議。以前的領導人並不喜歡另類的觀點，但小書店、地方性報紙、智庫，還有某個時期的社群媒體，都為不同的觀點留下了容身之處。現在這些管道全都被關閉了。

例如，過去五年間，我對數十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過一系列訪談——他們不是異見人士，而是試圖以某種方式改變體制的人。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在公共領域幾乎全被噤聲了。基本沒人遭到逮捕，但政府通過封堵他們和各種媒體之間的通道，把他們變成了非人類。

這一切並不都是從習近平開始的。中國的軍事擴張——比如兩艘新的航空母艦——背後是數十年耐心的現代化建設。習近平上台之前，那些社群媒體帳號就已經開始遭到關閉，還有那些協助鎮壓行動的「維穩」機構也是在他上台前就開始創立。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更富有、更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更宏大的問題；無論由什麼人領導，北京都要擺脫自己的沉默態度。

但是，習近平加大了賭注。在實現黨內統一意識型態的願景方面，他比自己的前任們要成功得多，因此他的政府並非只是前任領導人的直接延續。擁有現代化軍隊是一回事，但是使用它又是另一回事；同樣，對異見者的打擊力度也反映出嚴厲得多的態度——比如七月中國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死在獄中的決定。之前，中國曾經有過改革的潛流，現在它們正在乾涸。

習近平毫不掩飾的自信主要同他的家族史有關。他的父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始人之一，他在中國紅色貴族的特權世界中長大。他的兩位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的出身都相對一般，習近平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要比他倆多得多，多到難以想像的地步。他能影響大量「紅二代」成員，那些人擁有強大的幕後操縱能力。

繼這些非正式的關係網之後，習近平獲得了黨和國家的正式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在這屆黨的代表大會上，他將獲得總書記的下一個五年任期。

這種正式和非正式力量的結合，導致習近平做出的許多決定是在他前任治下難以想像的。比如說，其他領導人也和習近平一樣認識到，中國赤裸裸的資本主義令很多人出現精神空虛，他們的生活並不快樂。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傳統信仰和文化可以發揮作用，為人們提供一種價值體系。

但是，習近平對傳統主義的接納程度，超過了自1912年中國最後一位皇帝遜位以來的任何一位國家領袖。1949年共產黨接管大陸之前，中國的領導者蔣介石是一個保守派，然而即便是他也支持限制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法律。相比之下，習近平政府幾乎贊同所有形式的傳統——只要它能為黨服務。

習近平把自己擺在中國文化救世主的位置之上，這個過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奇怪說法。習近平麾下的政治宣傳者們聲稱，他重新制定了外交規則；在世界各地的領導人中廣受歡迎；當然，他本人還非常謙虛溫和。

對於普丁或金正恩來說，這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對於中國近期的領導人來說卻並不典型。自問題重重的毛澤東統治時期在1976年結束以來，中國的領導者們都把自己定位為低調的幕後中間人角色。在這個充斥著沉悶乏味的管理者的時代，中國迎來了一個世紀以來的首次成功，這也許並非巧合。在一個相對和平的世界裡，能幹而又低調的技術官僚執掌著一個穩定的國家，中國就是這樣騰飛的。

習近平的新路線則要危險得多。與毛澤東以來的任何領導人不同，他把幾乎所有領域內的領導權都攬到自己手中，包括通常留給總理或科班專家的經濟領域。習近平不是毛澤東——有人做過這種比較，但是很勉強。比如說，習近平並沒有真正受到個人崇拜，他也沒有制定大躍進那樣瘋狂的經濟計劃。但是和毛澤東一樣，他受人擁戴，有領袖魅力，而且極度自信，在一個沒有分權制衡的制度中，這些都是危險的特質。

至少在中國國內，這樣的集權沒有取得太大成功。經濟改革已經失去活力；國有企業仍在從更有效率的經濟部門吸取資金；金融市場仍然不透明、不穩定。而國家仍然依靠龐大的項目來支持顯然正在放緩的經濟。

在政治上，停滯的感覺更加明顯。女權主義曾被共產黨視為自己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對於習近平治下的中國來說，就連它也顯得過於尖銳，以至於成為一種異見，例如2015年遭逮捕的「女權五女」——她們只是五個年輕女性，想指出中國社會中的嚴重性別歧視現象而已。

更引人注目的也許是那些遭到逮捕的人權律師。這些人權倡導者們的活動只是為了促使政府對自己的法律負責，這是一場一度熱火朝天的運動，但如今已被有效地壓制了。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政治體制處於衰落的危險之中。過去的共識是，權力會從一個領導人順利移交到另一個領導人手中，就算不是通過選舉，也是通過某種心照不宣的一致意見。二十多年來，歷次黨的代表大會（例如即將召開的這場）都展現了這種權力更替——一個沉悶乏味的領導人取代另一個沉悶乏味的領導人，有時候是在遭人算計的情況下進行，但是一切依然遵循某種可以預見的模式。

例如，這次大會上本應選定習近平的繼任者，此人將在五年內接管控制權。但是現在猜測誰會繼承習近平的職位，已經變得不太可能。

所有這一切不禁讓人設想習近平的統治將會如何結束：他會得到前所未有的第三個五年任期嗎，抑或是以某種禮儀性的身份留在政壇，並且幕後操縱一切？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目前據說正在研究中醫，已經不理政事。

現年64歲的習近平在五年內悄悄地退休的想法，看上去似乎很遙遠。相反，他和這個國家合為一體，想必會繼續追求著自己的千秋大業。

※作者張彥(Ian Johnson)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他是《中國靈魂：宗教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回歸》(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一書的作者。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