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明專欄:「中華秩序」在韓國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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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明 2016年08月25日 07:00:00

圖:薩德危機讓「中華秩序」在韓國碰壁。(美聯社)

2016年4月,韓國有一場特別的文化活動,為古代朝鮮半島文人崔致遠而召開的出版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這位古代學者的文集,首次在韓國出版了現代的韓文譯注本,而譯者正是崔致遠的後人,韓國前文化部長官崔光植。

 

崔致遠,是朝鮮半島統一新羅末期著名的學人,也被認為是朝鮮半島上漢字文學與儒宗的鼻祖。他12歲就離家前往唐帝國的長安留學,進入國子監研習儒術。他的父親囑咐他:「十年不第,勿謂吾兒」。西元874年,他正好18歲,應考唐帝國專門為留學生舉辦的科舉項目,一舉登等「賓貢進士」,春風得意於中土,成為新羅國在唐帝國科舉及第的58位文人之一。

 

可是,來自異國的新移民崔致遠,為官之路幾經波折,也因而在求職的顛簸路途上,留下了這樣的詩句:「不是不知歸去好,只緣歸去又家貧」(《途中作》);「海內誰憐海外人,問津何處是通津。本求食祿非求利,只為榮親不為身」(《陳情上太尉》)。直到進入高駢淮南幕府,他因撰稿《檄黃巢書》而顯露頭角,才獲得高駢舉薦,被朝廷賜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的憲銜(正職外的虛銜)。

 

離家16年,崔致遠終於以大唐「國信使」的身份,如願衣錦還鄉。而歸國多年後,當他從新羅國使節的身份前往唐帝國,卻目睹了唐帝國晚期戰亂後的破敗景象,於是在返國途中,寫下一首抒發感懷的漢詩《泛海》:「掛席浮滄海,長風萬里通。乘槎思漢使,採藥憶秦童。日月無何外,乾坤太極中。蓬萊看咫尺,吾且訪仙翁。」

 

東亞再度回到「中華秩序」?

 

崔致遠該沒想過,2013年6月,韓國總統朴瑾惠訪問中國,習近平與其進行首腦會談時,還會引用他的詩句「掛席浮滄海,長風萬里通」。習近平並特地為朴瑾惠解說了這句詩的意思:「乘船行駛在藍藍的大海上,習習的海風通向了萬里之外」。

 

當年唐帝國的「賓貢進士」,晚年豁然省悟「至道離文字,原來是目前」的漢字詩人,一千多年之後,成為了象徵「韓中深厚情誼」、「韓中傳統文化交流」,與「吹向萬里之外的習風」的符碼。

 

習近平會三度在與韓國相關的場合提及崔致遠,當然是明暸他在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特殊位置。他是引入漢字文化圈華夏文明的文化先驅,也是第一位登錄在朝鮮半島文廟的儒家文人。對當代的中國,崔致遠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慕華意識」的代表人物。

 

但按照韓國媒體的解讀,習近平詮釋崔致遠詩文的方式,可說是攜帶著「東亞應該再度回到中華秩序」的潛台詞。崔致遠與他所象徵的韓國,成為習近平用以將「中國夢」擴展為「亞洲夢」的橋樑。

 

習近平的潛台詞,在韓國並不乏熱烈的回應。韓國的「天朝主義左派」,就一向主張韓國要積極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中華秩序」。對這些韓國的「天朝主義左派」人士,這不但是韓國藉以反擊美帝霸權,尋求「脫美入亞」的契機,尚可進一步拆解「分斷體制」,為推進朝鮮半島統一進程提供必要的外在條件。

 

藉由參與「中華秩序」以推動朝鮮半島的「統一」,這樣的地緣政治想像,乍看之下,似乎正重複著朝鮮半島的歷史前例。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新羅、高句麗、百濟)時代,新羅明確地以唐帝國的藩國自居,配合大唐的帝國擴張計劃,征伐高句麗和百濟,讓唐帝國取得遼東地帶的統治權,而新羅也得以據有朝鮮半島的領土。

 

這段歷史,看來為主張「重新加入中華秩序」的韓國「天朝主義左派」,提供了有強大歷史效力的範例:沒有明確地以承認「中華秩序」為政治前提,朝鮮半島就將難以實現「統一」。「反美帝的中華型帝國主義」,成了朝鮮統一的支持命題。

 

薩德危機顯示「中華秩序」究為何物

 

韓國「回歸中華秩序」的地緣政治想像,在韓國內部,無形中確實引導著朴瑾惠政權近年來的對外政策。(有韓國民眾上街抗議美國在韓國建置的薩德系統。圖:路透社)

 

為著期待中國能逼迫朝鮮放棄核武計劃,朴瑾惠對中南海可謂百依百順。2015年,韓中的合作關係到達了1992年雙方建交以來的頂點。朴瑾惠不僅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不顧美國勸阻,高調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更無懼國際輿論非議,親自參加9月3日的中國大閱兵,登上天安門城樓,與習近平並肩檢閱閱兵式,而與中國過往有「血盟關係」的北韓,卻只有金正恩的代表出席,而且只能在一旁坐冷板凳。

 

不過,朴瑾惠「一面倒」的「親華」政策姿態,顯然並未帶來預期的成效。2016年1月6日,朝鮮進行測試氫彈的核武試驗,不但震懾了首爾,也讓中南海顏面盡失。韓國外長去電中國外長王毅,但王毅不接電話;朴槿惠親自打電話給習近平,同樣地,習近平也不接電話。

 

韓國權力集團萌生著憤怒與無奈交雜的情緒,開始考慮美國的提議,在韓國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簡稱薩德系統,THAAD)。今年(2016年)7月8日,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前四天,美韓正式宣佈部署薩德系統,韓中關係瞬間跌入冰點。中南海開始以強權作風來告訴韓國,「後韜光養晦時代」的「中華秩序」究為何物。

 

中南海表明,不接受朝鮮擁有核武,不支持朝鮮進行導彈試射,但也明確反對在韓國佈署薩德系統。在中南海看來,薩德可用以監視中國的軍事活動,降低中國對美國的核報復能力,對「區域戰略平衡」造成破壞,不利於中國對美國的「大國博弈」。

 

以薩德危機掩蓋南海的失敗

 

對中南海而言,薩德危機在7月爆發,或許一時像是所能想到的最壞時機,但很快地,中南海已經察覺,這是一條救生艇。

 

7月中,中南海正為南海仲裁案帶來的外交失敗而奔走各國,試圖阻遏反對中國立場的聲音,在南海議題上降溫。但同時,在外交舞台與媒體輿論上,中國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卻迅速大幅升高壓迫態勢。

 

首先,在外交作為上,7月24日,王毅在東協外長會議嚴詞告誡韓國外長,韓國沒有別的選擇,必須立即取消部署薩德的決議。8月3日,朝鮮再度試射導彈,中南海在安理會討論譴責朝鮮的聲明時,以主張不得在東北亞部署新反導系統為理由,實質阻止了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譴責聲明,對制裁朝鮮表現出軟化立場。

 

在輿論攻勢上,人民日報於7月下旬,一週內刊登了兩篇來自韓國的「薩德反對論」評論,其中一位作者是盧武鉉政權時期的青瓦台秘書官。接著,人民日報順勢直接對朴槿惠實施點名批判。8月9日,韓國共同民主黨的6名議員,更是在一片質疑聲中,到達北京展開為期3天的訪問,並就反對部署薩德的議題,與中國專家舉辦座談會。

 

相對於在南海議題上困窘的「不戰不和」局面,中南海對薩德危機擁有不少政策工具,而展現「帝國威儀」的戰術邏輯,也一貫而清晰:盡可能地快速繁殖韓國內部的「薩德反對論」,擴大韓國「親中派」與「疑中派」的衝突,並選擇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手段採取報復措施,透過實際行動來鼓動韓國國內的反對論,撕裂韓國的內部團結,重建「中華秩序」的主導優勢。

 

可以說,中南海正是為著避開複雜多端的南海議題,而選擇在薩德危機上進行「聲色俱厲」的政治演出,巧妙發揮了掩蓋、轉移在南海議題上的失敗的「危機管理」作用。

 

韓國「中等強國」國策的瓦解

 

儘管如此,中南海在韓國重新佈置「中華秩序」的手法,不無短期利多與長期損害並呈的問題。

 

中國內部的軍備管控專家其實也明白,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實際上並未撼動中國的核報復能力,不足以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形成真實的威脅。中國只要透過增加核武數量和提升核武能力,就可輕易重建所謂的「區域戰略平衡」,更別說,在常態的軍備管控實務中,中國還存在著與韓國協商更換薩德系統的雷達組件的選項。

 

但中南海的決斷,卻是罔顧主權國家地位平等的現代國際體系規範,將韓國基於國防自衛的決定直接定位為「美國利益的代理人」,然後要求韓國以撤除薩德系統來證明自身具備了徹底從屬於「中華秩序」的「正確義利觀」。

 

中南海單方面強加實施「正確義利觀」和「中華秩序」的結果,已造成韓國權力集團內部,對鑄造韓國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的主流共識頻臨瓦解邊緣。韓國的「中等強國」策略,預設了中美兩國在競合關係中塑造國際秩序的世界局勢,從而讓韓國得以在中美之間發揮平衡作用,藉此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然而,中南海的外交作為已經顯明,此種「中等強國」策略,在「中華秩序」中沒有立足之地。

 

對此刻的韓國,中南海的薩德危機對策,簡直宛如青年袁世凱的更新版本:只要有著「駐紮朝鮮總理交涉事宜」的頭銜,就可用攝政王的姿態,隨時出入朝鮮王庭,對著朝鮮國王高宗宣達天朝上國的指令。這點,也構成了韓國媒體為何會在薩德危機後湧現各種對「中華秩序」的天朝主義批判的基本緣由。

 

「中華秩序」,自古以來就蘊含著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視野。在這種「華夏中心主義」之下,華夏人因此就很難接受,何以韓國的知識份子會認為,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和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就此來說,環球時報的社評,對韓國媒體上關於「中華秩序」的批判論點,只能回覆「韓媒說的這番話,中國人幾乎聽不懂」,是毫不讓人奇怪的。華夏人不是真的聽不懂,而是只能裝作聽不懂。

 

美國在韓國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引起中國、北韓和俄羅斯緊張。(美聯社)

 

「中華秩序」在南海與東海的雙重失敗

 

長期而言,中南海的外交作為,將在朝鮮半島上,更徹底地曝露出當代中國在「重建中華秩序」面臨的難題。至少以目前而言,中南海無法有效抑制朝鮮的核武計劃,就已經再現著唐帝國在營造「中華秩序」上的失敗經驗。而且,即便韓國撤除薩德系統,恢復的也不是兩國的關係,而是中南海的「面子」與「威儀」。

 

任何人只要認真思維,就不難發現:中南海今日之所以無法制裁朝鮮,問題之一難道不正來自朝鮮的「主體思想」中對「事大主義」的一貫排斥?來自朝鮮對「中華秩序」的微妙抗拒?

 

倒過來說,中國不對朝鮮實施有實質影響的制裁措施,也反映了與唐帝國類似的帝國邏輯。

 

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唐帝國對「東夷」的經綸術,其實一直是典型的「分而治之」帝國策略。唐帝國對新羅打算征伐高句麗和百濟,謀求「統一王朝」的企圖,從開始到結尾,都抱持著懷疑與阻擋的態度。唐帝國雖然與新羅合作,以軍事方式消滅了高句麗和百濟,但基本的規劃,原本乃是要在當地扶持服膺「華夏禮樂政教」的「中華型政權」,保持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之間勢力均衡的「分斷體制」。

 

如果這才是唐帝國眼中真實的「中華秩序」,那麼,為什麼唐帝國的策略作為到頭來會讓新羅完成朝鮮半島的「統一」?關鍵其實在於:就像美國試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體」的「建國計劃」淪為一場空,唐帝國要在朝鮮半島扶持「中華型政權」的計劃,也遭遇了相同程度的地方反抗,無法順遂執行。

 

換言之,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上,「中華秩序」與「朝鮮統一」的真實關聯,遠比表面來得複雜許多。正是因為唐帝國在擴張「中華秩序」上的失敗(而非成功),才最終使得新羅能夠有機會,違背唐帝國設定的「中華秩序」,而「統一」朝鮮半島。從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歷史來說,假設「中華秩序」確實有不可抵禦的擴張力量,那麼,「朝鮮統一」在歷史上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無論如何,將來的史學家必然會記得2016年7月,一個「中華秩序」在南海與東海同時遭遇失敗的特殊歷史時刻。通過「帝國的世界」來代表普世秩序的夢想,早已隨著19世紀的結束而壽終正寢。2016年7月,兩個戲劇化的國際事件,首度向21世紀的東亞,提醒了了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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