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去世，文學界激起漣漪，爭議他喊「狼來了」扣紅帽子，重新評價他在戒嚴時期的政治角色，回顧1977-8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這場論戰雖以文學之名展開，其實攸關國民黨文化霸權保衛戰。國民黨當時內外交迫，因此這場論戰才突出了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的角色，使得「余光中有無寫告密信給王昇」變成爭議焦點。

余光中沒有「轉向」

首先，我們從意識形態的歷史流變，看余光中輸誠對象的切換。在冷戰時代，台灣屬於美國霸權底下的「自由世界」，中國大陸當時是「匪區」，一窮二白，所以按照國民黨官方的意識形態，余光中效忠國民黨版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批判「工農兵文藝」，扣陳映真左傾。幾十年後，中國崛起，檯面上搞得光鮮亮麗，國民黨在台灣衰落，余改變效忠對象，改投共產黨，但效忠的本體，其實不變，都是大中華「民族」主義，只是改換為共產黨版罷了。余沒有「轉向」，他依附權力的傾向是一致的。余光中的訃告，在中國激起一片歌詠悼念，中共利用他的「鄉愁」，放過他的「紅帽子」，真是歷史的反諷。

余光中去世引發告密信之爭，窄化了鄉土文學論戰。這場論戰同時包含對冷戰霸權的批判，對現代性的反思，對底層階級的關懷，對被壓抑的鄉土的浪漫主義情懷。以批判現代性來說，對西方中心的現代性論述有多元批判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後來的發展，被拉到只針對「美帝」，視野窄化了。再例如，關懷鄉土與下層階級的文學，也孕育了日後「左獨」的社會想像。當時，藉由批判國民黨主導的官方文藝路線，潛流於文化界的「隱蔽文本」，一瞬間爆發，社會想像百花齊放。這是非常難得的觀察文化霸權鬆動的歷史時刻。

台灣當代「衝突性公共領域」的原型

從社會角度看，這場論戰可說是台灣當代「衝突性公共領域」的原型，「統獨左右」分歧，對「現代性」、「反依賴發展」、「殖民經驗」的交鋒，都可以在當時豐富文本中找到雪泥鴻爪，追溯公共領域演變至今的軌跡。

在黨國霸權底下，各式各樣的反抗聲音都被消音，因此「公開文本」，也就是檯面上拿來展演的修辭，基本上要符合、附會官方說法，或使用「隱微書寫」。但當時國民黨的霸權已經出現鬆動（鄉土文學論戰爆發當年的11月，發生了中壢事件），因此各種在政權壓制下的社會聲音也逐漸甦醒、嘗試發聲，這就是被壓抑的「隱蔽文本」的公開化。但畢竟當時還在國共鬥爭中，長期保護國民黨政權的美國卻和中國進行和解，華盛頓和北京建交在即，國民黨對社會監控毫不手軟。因此，反抗的聲音，在文學界提出時，還得小心翼翼，時而訴諸曲筆。這種氛圍下，余光中挑起「抓頭論」實在太過毒辣。但當時「帽子」（標籤）是連環扣的，陳映真也指出葉石濤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在時間點上，比「狼來了」那篇還早一個月。

1977年五月，葉石濤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主張以台灣為中心的創作：

「儘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他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儘管台灣作家作品的題材是自由的、毫無限制的，作家可以自由地寫出任何他們感興趣及喜愛的事物，可是他們應具有根深蒂固的『台灣意識』，否則台灣鄉土文學豈不成為某種『流亡文學』？… 這種『台灣意識』必須是跟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事物反映出來的意識才行… 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以及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跟大自然搏鬥的共通經驗，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夏潮》，第十四期 1977, 05, 01）。

陳映真如此回應葉石濤：

「所謂『台灣鄉土文學史』，其實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 （葉石濤）倡說台灣人雖然在民族學上是漢民族，但由於上述的原因，發展了分離於中國的、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這是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議論」（〈「鄉土文學」的盲點〉，以筆名許南村發表，《台灣文藝》革新第二期 1977, 06）。

今日回顧，陳映真將葉石濤之堅持「台灣意識」，解讀為「文化民族主義」，是精確的；只不過，陳點破葉之鄉土曲筆，指其「分離主義」用心，在當時國民黨統治下，帶有不小殺傷力；「分離主義」的標籤，也應和了中共批鬥台灣獨立的措辭。

當時官方對「左傾」的鄉土文學提出「中共同路人」批判，彭歌是要角，只是他名氣沒有余光中大。彭歌這樣指控：

「中共對台灣的統戰工夫，除了通常使用的醜化、分化、造謠、誣蔑之外，主要的集中於兩點，一是利用地方意識，挑撥所謂外省、本省之間的感情，一是攻擊我們的經濟建設… 中共作為統戰題目的省籍問題，已經落空；近二三年來變為專從『階級』上作文章，或至少是以煽動『階級對立』為主，而以挑撥地方意識為從。」（〈三三草（九則）〉，《聯合報》1977, 07, 15 - 10, 07）

「族群問題」是國民黨統治結構造成

彭歌所謂「階級對立」，在台灣內部不曾嚴重到威脅政權生存；而中共挑起「省籍問題」，其實台灣「族群問題」是國民黨統治結構造成；甚至官方學者早在1970年代初就提出「外省人弱勢論」（根據中研院社會所學者王甫昌研究）。但彭歌顯然藉這場文藝鬥爭挑起敵我矛盾。

那一年八月，余光中發表了「狼來了」：

「『工農兵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 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會立刻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怯懦。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狼來了〉，《聯合報》，聯合副刊 1977, 08, 20）

王昇為鄉土文學論戰劃下句點

回顧歷史，陳映真指出葉石濤的「分離主義」傾向，余光中指出陳映真的「左傾」，並無背離事實太遠，但在威權環境，提出這種「政治判斷」仍須考慮行動倫理，畢竟當權者掌握生殺大權。

這場論戰中，彭歌、余光中這等「御用文人」，不過在執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對文學界的鎮壓，背後更驚心動魄的劇本是政權保衛戰。國民黨同時對抗兩條戰線：一條是來自中共的統一攻勢，一條是來自台灣的本土論述。從政權角度看，國民黨當時的主要敵人是中共、次要敵人是台灣本土派。

當時，作為蔣經國控制思想的左右手，王昇權傾一時。直到1980年代初期，王昇接掌「劉少康辦公室」，蔣經國重病時，這個「太上皇機構」，伸手黨政軍特，可見他受蔣經國寵信程度。1978年1月在一場國軍文藝大會上，王昇為鄉土文學論戰劃下句點，表示「鄉土之愛擴大就是國家民族之愛」。一場文學論戰最後竟然是由軍情頭目來定調，可見此論戰的政治敏感性，以及被指控為「工農兵文藝」作家所涉的險境。

鄉土文學論戰的一個政治後果是：國民黨輸掉了這場文化論戰，也就是輸掉了統治正當性論述。論戰一年後，美國放棄承認國民黨政府，與北京建交。外交危機激發國內民主運動高漲，也引來國民黨對美麗島組黨運動的全面鎮壓，不久黨外運動重整旗鼓，從此開啟民主抗爭的高峰。

鄉土文學論戰至今四十年，文學界早已物換星移，陳映真「客死祖國」，余光中被重新評價。「鄉土」的概念，早從1980年代被「本土」取代。這個世紀，本土成為主流論述之餘，甚至褪流行。威權政治底下，作為抵抗的「隱微書寫」，如今不再有隱微的必要。但鄉土文學論戰的豐饒蘊藏仍挖掘不完。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與蔡宏政、鄭祖邦合編《吊燈裡的巨蟒：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