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和流氓是共生的。哪裡有國家，哪裡就有流氓。國家的極權總是在滋養流氓的暴力，而國家的腐敗則必定要傳染給流氓，使它日趨沒落和臭氣熏天。                                                           

                                                                                                                朱大可《流氓的盛宴》

在學術界普遍「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情形之下，《灰地》是近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少有的一本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的著作。本書以湖南北部某貧困縣的紅鎮為田野個案，通過對兩個「混混」生命歷程的描述，展現「混混」群體的網路結構、行動模式、發展邏輯與鄉村社會的變遷邏輯，透視二十多年以來中國鄉村社會秩序經歷的結構性轉型。七十年代後期出生的作者黃海得出如下結論：在國家治理轉型與鄉村「混混」越軌行為的互動影響中，加以市場的急劇侵襲，鄉村社會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異，鄉村村民與幹部對越軌行為的評判和話語系統，也經歷了從排斥到利用再到結合最後到認同的蛻變過程，並進而形塑出鄉村社會秩序形態的灰色化。

即使沒有受過社會學專業訓練，只要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能讀懂這本書。與那些故作高深、玩弄理論的著作不同，黃海有意識地運用「解釋性敘事」的方法，呈現紅鎮「混混」的生命史，亦是流動的底層社會史，更像一部引人入勝、扣人心弦的小說——轉型時代中國社會的豐富與荒謬、複雜與吊詭，早已超過小說家的想像力，這部社會學著作描述的鄉村社會真實生活場景，比小說家的虛構故事更讓讀者驚歎不已。在作者流動的敘事中，不僅「混混」的生命歷程及其越軌行為得以展示，越軌行為在鄉村社會生成、壯大乃至得道的邏輯也得以自然呈現。

官匪結合：「混混」何以脫穎而出？

所謂鄉村「混混」，指的是鄉村普遍存在的「越軌」青年群體，他們是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之間矛盾的產物，是「地方性知識」中的概念。他們既是「非常態」的存在，又是古已有之的「常態」。今天的「混混」與昔日的流民、青皮、袍哥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由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蛻變為地方政權「扶植型秩序」的一部分，用作者在當地派出所當員警的同學華子的話來說，就是：「現在的農村事事金錢開路，‘混混’當家，‘刁民’遍地，拳頭當道，整個是無政府狀態。」

紅鎮有兩個「修成正果」的「混混」。一個是曾好義，八十年代初即放棄農民從土中刨食的傳統生存方式，轉而做起當時還被視為「投機倒把」的長途販運。後來，這個被大家既羡慕又鄙夷的「奸商」殺回老家，承包小電站，競選並當選為村主任。再後來，他轉而經營地下六合彩的黑莊，由此暴富。另一個是有點像香港電影裡的「古惑仔」的陳根生，他少年時代就是有名的「二流子」，先是替外地人開的舞廳看場子，然後通過介紹附近地區的女孩到廣東當小姐完成原始資本積累。他手下有四個好勇鬥狠的馬仔，號稱「四大金剛」，連員警都要避讓三舍。再後來，他轉而經營地下賭場，成為村裡第一個購買私家車的富人。他在鄉幹部的支持下當上了村主任助理，華麗轉身成為體制的一部分。

曾、陳兩個「混混」頭子，一開始是鄉鎮幹部的眼中釘，是被打擊的對象。兩人奮起反擊，反擊的方式居然是説明村民上訪，揭發鄉鎮幹部違背中央政策、亂收苛捐雜稅。經過一番博弈之後，「混混」發現，與官府對抗，無異於以雞蛋碰石頭。當政府與農民發生越來越強烈的對抗時，他們有意地、主動地向政府靠攏，與政府合流，共同操縱鄉村的秩序和權威。從上面調來的鄉鎮幹部，一開始充滿理想主義，希望以鐵腕整肅「混混」。後來發現，「混混」在當地盤根錯節，強龍不敵地頭蛇。他們轉而利用和扶植「越軌」力量，讓其充當基層政權的「神經末梢」。這樣，雙方一拍即合，「混混」進一步成長為鄉村秩序中的結構性力量。

在田野調查中，黃海發現，「混混」與鄉鎮幹部的默契與心照不宣，預示著鄉村社會秩序形態畸形化的開始。「一方面是作為『國家』符號代表的鄉鎮政府和鄉鎮幹部在農民心目中成為仇人，一方面則是作為一級人民政府的鄉鎮政府，轉而在鄉村的越軌者和灰惡勢力中尋找和扶植代理人。在這一過程當中，國家權力的擴張及財政收入的增加與鄉村社會的高壓狀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鄉鎮政權的變異不僅僅表現在向農民瘋狂榨取利益，還進一步引發幹群關係的緊張對立和用人導向的「官匪結合」。農民面對暴力行政時，紙上的法律和宗族倫理等「弱者的武器」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金錢暴力與身體暴力的出場。

對於此種灰色地帶無限蔓延的現狀，黃海作出敏銳又陰鬱的評估：「在這種以暴對暴的惡性循環中，鄉村秩序一方面在暴力的支配下表面暫時趨於穩定，另一方面卻是在平靜表像下的暗潮洶湧。」

國家政權的「內卷化」與鄉紳階層的毀滅

其實，「混混」當道的局面並非始於改革開放，而是從近代化波及中國鄉村時就開始了。在傳統的農村，有龐大的鄉紳階層，是政權與農民之間溝通的橋樑。鄉村精英需要通過他的德行來積累聲望和信任，再經由對宗教和教育事務的掌控，獲得權力和地位以及上級政權的認可。這種結構促使傳統的鄉村領袖必須充當村莊的保護人，為鄉民謀取利益，這就是「保護型經紀」的角色。

美國學者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考察了華北農村在近代化過程中的變遷。他指出，進入民國以後，國家政權的觸角向鄉村深入，直接導致國家政權的「內卷化」和鄉紳階層的毀滅。因地方機構膨脹、雇員增加、支援猛增，而資金有限，迫使基層吏役額外勒索，巧立名目自籌款項，向農民亂攤派。國家財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隨著非正式機構收入的增加，而國家對這些機構缺乏控制，換句話說，「內卷化」的國家政權無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機構來取締非正式機構的貪污中飽。「內卷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國家政策與國家政權的「內卷化」，結果之一是鄉紳「退位」。鄉村精英逃離農村，推卸公職，因為他們得自這一公職的精神和物質報酬越來越少，相反這一公職所帶來的麻煩越來越多。隨著在儒家理念制約之下的鄉紳階層的消亡，「贏利型經紀」逐步取代「保護型經紀」登上歷史舞臺，「贏利型經紀」通常是那些文化程度最低、品質最惡劣、無惡不作的流氓，村民們稱其為「土豪」、「無賴」或「惡霸」。

國家捐稅的增加造成「贏利型經紀」的增生，而「贏利型經紀」的增生則反過來要求更多捐稅。這些土豪或地痞遂竊取各種公職，成為鄉村政權的主流。他們謀求公職主要是為了追逐私利，正如杜贊奇強調的那樣：「不應將土豪視為一個社會階層——他可能是一個富人，但也可能是一個窮光蛋——而應將其視為一個有特殊目的的追求權力的政治類型。」這也正是中國農村遲遲未能完成現代化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九年政權更替之後，「贏利型經紀」的模式得以延續。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得意洋洋地洩露了天機：党所領導的農民運動，其實就是「痞子運動」。新政權重用的農村基層幹部，大都是「無褲漢」式的地痞流氓，也就是「混混」的前身。在大饑荒中，他們殘忍地執行上級命令，成為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運動的幫兇。事後，這些人並未受到法律的懲罰。

在山東臨沂陳光誠遭到圍攻的事件中，後臺老闆是地方政府官員，前臺打手就是一些「混混」和「地痞」。胡錦濤時代繼承毛澤東時代重用「混混」和「地痞」治理鄉村之傳統，並將其發揮到極致。

傳統亂世：「混混」與村民的精神同構

二零零六年，中國當局宣佈取消農業稅，雖然一時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使得基層政權幾乎放棄了對農民的公共服務。地下六合彩、地下賭場日漸公開化，治安混亂，流氓橫行，鄉鎮政府和員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正如黃海所論：「單純經濟和市場取向的改革，而沒有對政治的相應變革，必然會導致鄉村社會的變遷在某些方面呈現出向‘傳統亂世’複歸的特點。而同樣的改革在損害了鄉村傳統的文化與倫理的同時，卻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集權者的優勢。」這一論述與書中其他章節出現的「國家橫暴性與常規性權力同步減弱」的分析存在著一定的衝突。後一描述並不符合鄉村社會的實際情況。國家權力對農村的滲透與控制，雖然不是採取毛澤東時代「全能主義政治」的模式，而是通過對土地和資源的掠奪來實現。

書中講述了在毛澤東時代曾擔任大隊長的曾發定與「混混」頭子陳根生的鬥法。曾發定是曾好義的堂叔，是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和傳統鄉村倫理的代表。他不能忍受「混混」當道的局面，試圖以建祠堂、修族譜的方式，重新整合村民的內聚力和村莊的團結度，以此抗衡在鄉鎮政權的支持下「混混」群體狐假虎威式地崛起。然而，一名「小混混」故意開摩托車將曾發定撞倒，基層政府不聞不問，曾發定也無法依靠宗族的力量討回公道。在陳根生下屬的「混混」們的威脅下，就連目擊證人都含糊其辭了。這一次，「老族長」居然敗給了「小混混」。可見，正義在鄉村消失了，馬丁·路德·金的這句話用在此時此地恰如其分：「我們這一代人終將感到悔恨，不僅僅因為壞人的可憎言行，更因為好人的可怕沉默。」這番交鋒的結果「證明了傳統的鄉規民約的影響式微，而新的規則和秩序尚未建立」，換言之，「不講規則就成為鄉村社會的規則，沒有秩序就是鄉村社會的秩序」。

陳根生曾靠當「雞司令」賺取了大筆財富，他認為，所有經他介紹到沿海的女孩，都是自願的，甚至還有女孩及家長前來央求他牽線搭橋，這個「事業」並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而紅旗中學的一名老師告訴作者，六年來，他的學生中有一百多個女生初中未畢業就出去打工，除了十幾個是正常就業以外，其餘幾乎都是「不正經就業」。潛臺詞很明白，那就是「賣」。村裡大部分人對此種選擇並沒有道德上的譴責，反而對那些用女孩出賣身體賺的錢修了大房子的家庭羡慕不已。

這樣，「笑貧不笑娼」就成了鄉村新的價值標準，以尊重人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則未能成為鄉村「共識」。胡錦濤高調宣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成為水月鏡花，比昔日蔣介石之「新生活運動」更淪為笑柄。黃海分析說：「紅鎮鄉村的空心化，鄉民們的冷漠與茫然，鄉土社會的灰色蛻變預示著這種平靜背後社會秩序的不均衡。」中國鄉村最大的危機不在經濟方面，而是信仰的缺失、價值的混亂、道德的崩潰、文化的荒蕪，以及最終導致的人心的敗壞。

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人民，也就有什麼樣的「混混」。「混混」是人民的一部分，用黃海的話來說，「‘混混’的世界與村民的世界是同構的」。在此背景之下，「混混」的成功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成功，而且意味著一種新的權力結構模式正在形成，「短缺的治理能力與裂變的鄉村結構，使得‘混混’既擊敗了村民，也使農民‘被迫’擊敗了自己。內生秩序缺失的鄉村容忍與接納了這種‘扶植型秩序’的內嵌，‘扶植型秩序’成功替代了鄉村傳統秩序。」而這種秩序恰恰正是一種最不穩定的秩序。在「新農村建設」轟轟烈烈的表像之下，鄉村社會重蹈「傳統亂世」的覆轍的跡象已越來越明顯。

混混當道，中國鄉村呈現出傳統亂世的徵兆。山雨欲來風滿樓，「亂」是一個無可挽回的結局嗎？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