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專欄:詩為他 為我們 為漢語招魂

廖偉棠 2018年02月23日 00:00:00

191位詩人寫成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裡大部分的中國作者,都有著王維林一般決絕的覺悟。(美聯社/合成照片)

冷雨中走進台北國際書展展場,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我必須尋到的展位,是劉曉波紀念展——很好找,沿著頗大的簡體館一直往前走,前面那個以螳臂當車之勢堵截著代表中國大陸的簡體館的,就是王維林一般的劉曉波的幽魂。我逗留了幾分鐘,買了一本《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和向一位中年人推薦了劉霞的詩集。

 

 

不能不說,191位詩人寫成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紀念詩集》裡大部分的中國大陸作者,都有著王維林一般決絕的覺悟,須知作為原編者之一的廣東詩人浪子,去年曾因此書招致禁錮之災。就我熟悉的書中4、50個名字說吧,不少是有公職、教職的知名詩人,他們這樣毅然挺身,固然因為悲痛和義憤,更因為死亡已經不再是一個人的事。物傷其類,劉曉波是我們的同時代人,是詩人同行,招魂是為我們失血的漢語招魂,這些輓歌的書寫不只是傷逝,更多的是一次挺身而起的血性語言的復活。

 

輓歌是詩的本質,輓者,非挽也,面對生命的必然消逝無須畏懼,歌以壯行色,以加持靈魂的堅信。「詩是個有機體或一部時間機器,從一開始就努力達到終點。」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剩餘的時間——解讀<羅馬書>》裡如是說,同一章的結尾,他指出:「在提摩太後書4:7-8裡,保羅的生命到盡頭的時候,似乎和自身押韻了。」接著他引出這段著名的詩: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保羅,「異邦人的使徒」、十二門徒之外的大力傳道和毅然殉道者,這一身份吻合劉曉波。不只一位詩人的詩表明了這種態度,蔣浩的《公元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更直接引上述詩句為題辭。這本選集裡最好的詩都是肯定性的,因為對義人的強烈肯定,已經意味著對不義的不屑,是一種高貴的態度。在肯定的排浪中,才能思考死亡那屹然不動的否定之岸。

 

艾瑪紐埃爾.勒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在《他人之死與我之死》裡說:

 

與他人之死的關係並不是一種對他人之死的知,也不是這一死亡在其使存在物毀滅方式上的經驗⋯⋯不管相對於存在與虛無它的意義如何,它是一種例外——賦予死亡以深度⋯⋯它是純激情上的關係,為一種並非簡單反應的激情所激動,涉及到我們的敏感和我們的智力,一種先決的知。這是一種激動,一種運動,一種在陌生中的不安。

 

激情、敏感、智力、深度——沒有什麼比詩歌更勝任這種關係了。在人類意義上,這本詩集呈現了我們對他人(一個與我們血肉相融,替我們死去的他人)的死的省思,因為死亡的“直播”性質和死者巨大的道德感染力,以及被感染者的詩人敏感,這一呈現無比深邃、細緻、繁複乃至於豐盈。

 

每一個詩人在面對這一位先行者的死亡時所受到的震撼,分別以自己的詩風把詩藝推到極致,因此這是一本藝術上的爆炸之書;同時,又有更成熟的詩人選擇了毅然放棄自己的詩風,以呈現這種對生存日常的暴力打斷的驚愕和抗議。比如說孫文波,他的詩《哀詩》一反過往絮語敘事的長篇大論,而使用了大量的短句,短到每一句都只有一個名詞,最終呈現的是「死別已吞聲」的絕望。即使是標榜只寫「廢話詩」的楊黎,也寫出了毫不廢話的警句:

 

我難受,不是因為/他真的死了/而是因為我們從未活過。

 

「空椅」、「囚」、「病」和「大海」,因為與被哀悼者的最後行傳密切相關,成為大多數詩人的詩裡不可避免的隱喻。我等之隱喻,等於彼高牆的敏感詞,每一個不義事件的發生,中國就會生出一批新的敏感詞。去年七月中旬,劉曉波海葬之後,連「海」都成為網絡審查的敏感詞,詩人趙野寫道:

 

我知道昨日,連海都死了/一個利維坦將碾壓蒼山/詩歌從來不能衝鋒陷陣/但可以見證一種覆滅/這個世界上,沒有比詞語/更堅硬更持久的東西。

 

——就是這樣,當「海」在暴政中被殺,而詩人寫出「海」之死,則已經把海永遠在詩中存留,而且以更多無窮無盡的語言想像力衍生、蛻變。就如編者孟浪說:詩人們「澎湃而至」——這就是從「海」衍生來的其中一個隱喻。詩又從氾濫的政治話語那邊奪回來一個詞,這樣的詞將越來越多,我們作為同時代人的根系建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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