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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左實右的潑漆學生與倒果為因的紅統論者

張宇韶 2018年03月02日 00:00:00
陳儀前後不一的立場以及蔣介石下令清鄉以及白色恐怖所造成民眾冤獄或枉死,對二二八的責任是清晰且顯著的。(圖片來源:總統府)

陳儀前後不一的立場以及蔣介石下令清鄉以及白色恐怖所造成民眾冤獄或枉死,對二二八的責任是清晰且顯著的。(圖片來源:總統府)

二二八是個悲痛的歷史事件,雖然事件本身就具備高度與敏感的政治性質,唯有採取客觀與中性的態度去重建歷史現場或還原史實,或許才能真正撫平傷口並走出悲情,過多的政治盤算與消費只是讓人厭煩。

 

解殖派學生潑漆毀損陵寢,或許維繫其一貫的「解構」或「突顯荒謬」的左派邏輯,但這些人可能沒有發現這種行動反而掉入另一個陷阱。猶如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一書中的觀點,西方啟蒙運動的初衷本是為了追求理性思維,藉此推倒宗教的神話並解放人的存在價值,但在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過程,啟蒙無形之間也創造了桎梏人性的神話與枷鎖,最終導致戰爭的屠殺與文明的崩壞毀滅。

 

同樣的邏輯在於,激進學生用暴力手段推倒一個威權的神話,但在剎那間其手段與語境正在創造一個新的權力中心,這種排他或是封閉的暴力性質其實與過往如出一轍,諷刺的是這正是他們亟欲想要推翻或是解構的對象。

 

在過往的評論中,我常說這是一種形左實右的假論述,或許可以稱之為「扛著紅旗砍紅旗」,也可稱之為另類的國族主義,只是當事人不願承認而已。問題在於,他們始終如此。

 

另一個極端就是紅統論者所提出的「反民逼官」的觀點,他們不僅想藉此做出歷史翻案,同時也希望為國民黨彼時包括蔣介石與陳儀等主政者開脫其歷史責任者。作為研究者都可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錯誤的前提設定並不會導致研究結論的合理與正確,更何況這還犯了邏輯上「倒果為因」的謬誤。此外,在方法論上,他們始終只引用官方文獻作為史料,未曾進行過田野調查或口述歷史的訪談,研究的客觀性可信度顯然不足。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人始終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與日本皇民化治理脫離不了關係,如果不是台痞流氓滋事,國軍豈會開槍鎮壓。這顯然又是一種「中國中心」與「國民黨道統」的解釋,儼然就是一種建立在傳統的國族主義的優越論,對於二二八的受害者的解釋與清洗猶太人實無不同(這些人該死該殺)。問題是,和前者那種人相較,這些人從來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邪惡意志,唯一不同的是從黨國威權統治到民主政治時期,這種人無所不在同時以此自豪。

 

二二八事件有特殊的時空背景,如何客觀面對歷史事件,從中記取教訓,並且促進台灣的族群和諧才是民主社會下的重點。

 

就大環境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日本治台所造成的文化隔閡以及國共內戰的背景有關,這使得來台接收的國府政軍人事與台灣民眾在心理上處於緊張狀態。對日戰爭的仇恨與日本治理之間就是種潛在的衝突,因為這意味對日本的心理認知有著極強的反差;直到今天,這個歷史遺緒仍以不同形式發酵。若再加上國共內戰中台灣再度扮演奧援戰爭的殖民角色,經濟情勢惡化導致通貨膨脹嚴重,台灣也變相成為國共內戰的參與者,難以置身事外。這構成了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時代背景。

 

就微觀角度來看,陳儀用人不當,治台官員貪污舞弊嚴重,還有台籍流氓滋事與返鄉軍人於失業狀態、這使得台灣民情處於高度相對剝奪感的情緒中,因此一個查緝私煙的衝突事件遂引爆了這個社會的危機能量。至於屠殺台籍菁英、濫殺外省人事就是歷史傷痛的來源,但是陳儀前後不一的立場以及蔣介石下令清鄉以及白色恐怖所造成民眾冤獄或枉死,這些責任是清晰且顯著,但就是有人永遠不願意懂,關鍵在其心態罷了。

 

客觀面對歷史不難,因為馬克思說過:「歷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問題在於,前面兩種人願意接受這個道理嗎?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關鍵字: 二二八 解殖派 紅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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