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60年代的思想之路》新書

編者按：

新左運動，到底是什麼？首先，新左是「新」的。由於蘇聯介入匈牙利革命及史達林時期的政治清洗，一九五○年代後期，左派運動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瀰漫著對蘇聯的不信任感，不再把理想社會的希望寄託在蘇聯身上，於是和支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老左」漸漸脫鉤，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新左運動。其次，新左運動是「左」的，他們繼承了老左對社會公義的關懷。然而，新左不再把階級視為唯一重要的議題，反戰、反對大學加強管束、支援社會弱勢等都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中。新左運動形成於一九五○年代後期到一九六○年代的工業社會，在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的反越戰運動與學生運動中達到高峰，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衰退。在日本，新左運動意指一九六○～七○年代廣義的社會運動，包括學生運動、反越戰運動、青年勞工運動。參加新左運動的運動者，雖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用語來表現自己的情感，但與老左之間有相當明顯的隔閡與衝突，他們十分不滿這些不反省自己日常生活、就跑來參加運動的老左。新左運動的成員意識到，「自我變革」是更廣泛的「社會變革」之基礎。

摘文：

新左運動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變革」思想，可以分為兩種：「自我解放」與「自我反省」，分別以日本大學和東京大學的運動為代表。這兩所大學的抗議行動，是全國學生運動中最激烈、動員也最廣的。因為兩所學校的學生對社會的立場不同，他們的思想與口號也有微妙的差異。但無論如何，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視為問題、並重新探尋生活方式這樣的想法，是兩所大學所共有的。

自我解放──日大鬥爭

日大鬥爭最關鍵的思想就是「自我解放」。日本大學是一所規模頗大的私立學校，學生在畢業後多從事企業中的現場管理職。日大的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學習環境卻沒有跟著改善，學生只能在擁擠的大教室裡上無聊的課，成為他們痛苦的根源。日大理事會的理事長古田重二良並不認同學生自治，大學校方也嚴密監視學生的自主活動，連日大的學生在校內發傳單都不允許。

親校方的體育會（即大學運動部）成員會替校方出頭，以暴力取締學生企畫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例如，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學生自治會邀請了著名的進步知識分子羽仁五郎和日高六郎蒞臨新生歡迎會，卻被體育會學生的暴力所干擾，最後被校方解散集會。當天，就在大學教授們的眼前，兩百人左右的體育會學生直接用棍棒毆打學生運動者。在此之後，大學校方禁止了班級討論和社團活動，甚至命令學生自治會的執行部解散，並處分了核心運動成員。體育會成員的這種暴力行為，讓多數日大學生感到恐怖，卻只能把不滿放在心裡。

一九六八年四月，主流媒體報導了日大校方的貪污事件。有二十億日圓用途不明的事情一爆出來，學生們就開始抗議了。五月十一日，各班級所選出的學生委員不顧校方發出的活動中止命令，針對用途不明的金錢問題舉行討論會。從那天起，很多學生開始舉辦未經校方許可的集會，其中最為人所知的，是在五月二十三日那天，無懼於體育會學生的暴力妨礙，仍執意舉行的「偉大的兩百公尺示威」，這是在日大校內第一次舉行的示威遊行。

許多過去沒有運動經驗的學生組織了全共鬥，參加了對大學校方的抗議行動。在運動動員群眾最為成功的時期，運動要對決的對象被稱為「體制」，而對「體制」表達異議，則被稱作「叛逆」（或反逆）。但是，一想到要克服體育會學生的暴力、並把自己的脆弱轉化為力量這一點，重新探尋運動者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成為日大鬥爭中最核心的重點。那麼，在日大鬥爭中，「忠於自我，並正直地活著」這樣的想法是如何被表現的呢？參與了「偉大的兩百公尺示威」的學生之一如是說道：

鬥爭的根本原因來自於，我們是為了學習作為人類的學問真理而進入大學，大學原本應該是最有人性的地方，結果卻不把我們當人看，而是當成商品，作為工具，然後送進布爾喬亞社會裡。那種讓我們覺得無力的疏離感與憤恨，就是叛逆鬥爭的根源啊。

在偌大的校園中，不被當作人看，而是被當作物品的學生，不再無視於這樣的不正義，而是順從了來自內心的憤怒，克服了對體育會學生暴力的害怕，勇敢地站出來發聲。這就是「忠於自我，並正直地活著」。在日大鬥爭之中學生所共有的就是，將自己從那些妨礙自己直白表達感受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例如，專攻哲學的學生談到自己在一九六九年年初的運動成果，他特別強調的就是「主體性」。在鬥爭之前，他們從不對校方表達任何意見就直接服從，但參加了鬥爭以後，他們便能夠脫離對校方強加的規則只能予以服從的日子了。這種「自我變革」的思想，便包含了運動者解放自我的這層意義。

在這邊需要強調的是，當然，害怕還是會害怕，但是參加日大鬥爭這件事卻帶給許多運動者自我解放的快樂。日大法學部鬥爭委員會委員長酒井杏朗如是表達了鬥爭中興奮的感受：

日大全共鬥的學生沒有忘記笑容地展開了這場運動。如果被問：九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學生與大學校方進行交涉當天）那天你的收穫是什麼？我會說「很好玩」，因為在疏離感強烈的學生生活中，竟然可以大罵那個我覺得最壞的古田（理事長）「混蛋」，還逼他說出「真的十分抱歉」。進行這場大約一萬人的行動時，我們最常說的就是「開心笑著去示威遊行」。

日大鬥爭為學生運動者帶來了快樂，但是不只如此，運動更把他們的自我變革和社會政治的變革連結在一起。這是因為學生要求查明校方的貪污問題而參加運動，結果卻被警察嚴厲取締。首相佐藤榮作介入日大鬥爭、強力支持古田理事長和校方這件事，讓學生深刻體悟到有必要對社會進行大幅改革。如此一來，由於直接介入了政治，學生運動者可以說是自然而然地把改革自己的大學這件事，和改變政治社會這件事連結在一起思考。

自我反省──東大鬥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東大鬥爭從醫學系開始。這個時期的醫學系學生正在反對厚生省所推行的「醫師登記制度」。根據這個制度，醫學系畢業生在國考及格後必須登錄為「研修醫生」。這個制度不但將他們編入由教授管理的研究室上下關係之中，更強迫他們在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工作，造成他們非常痛苦。一方面為了反對醫師登記制度在研究室內乃至校園內形成階層關係，一方面也反對強化對醫師的管理，這些醫學生進行了罷課。正如華格納所說的，東大鬥爭來自對「規訓化」的反彈。

大學校方處分了參與罷課的學生，但是連沒有參加罷課的學生也受到波及，導致很多醫學系學生為了抗議這樣的不當處分而再度進行罷課。六月十五日，大學校方讓警察進入校園，把學生運動者強制驅離校園。這下子，不只是醫學系學生，連其他系學生都怒火難平，於是他們占領了學校的地標安田講堂，抗議學校當局的威權態度。

東大的學生運動者不只反對大學管理的強化、訴求擴大學生自治，他們更提出所謂大學的社會角色這樣宏觀的問題。尤其是「教授會」，對那些喊著「學問自由」等進步口號的學生，採取封殺學生異議的做法，因而成為被學生否定的對象。對於那些試圖阻止運動並宣稱「罷課再繼續下去東大就會毀滅」的教授們，教養學部的研究助理足立和浩如是說道：

如果東大毀滅了，困擾的到底是誰？是有著教授、助教授頭銜而獲得世人尊敬（好個虛名啊！）以及身家保障的各位老師們；還有，認為只有被貼上「東大畢業」的標籤，在未來進入社會菁英之流，成為高級官僚跟高級技術人員，成為體制的先鋒才能獲得人生意義的那些超不要臉的旁觀者（不參加罷課，在那段期間休息不上課的學生） 以及一般的右翼學生。還有因為害怕被校內的「教授會」整肅、為了在校內獲得政治霸權而汲汲營營、完全不在乎鬥爭什麼事情的日共及民青的諸君。他們到底是怎麼看待東大時至今日還是每天都在製造日本帝國主義的先鋒部隊這件事的啊？

這種參加運動的東大生，有在認真反省自己的特權地位。東大生一般被認定畢業後就會成為高級官僚或高級技術人員，雖然在東大鬥爭中，學生有批判造成研究室權力關係的大學系統，但是受惠於這個系統的人，正是東大生自己；所以運動者在面對這樣的事實時，必須把自己的菁英意識放在被改革的位置上。足立接著說道：

但是，必須被批判的對象被批判完以後，我們卻感到愕然。因為這些批判最後會直接回到我們身上。最該被批判的不就是你這傢伙嗎？最該被否定、粉碎的就是你自己啊！不管是到目前為止無意識的也好，在邪惡的威權主義與菁英主義中安逸度日的也好，不去揭發東京大學的負面真相，只是一個勁地貫徹自我中心主義的人，不就是你自己嗎？……我，不得不回答正是如此啊。然後就抱著嫌惡和憤怒否定了這樣的自我。我覺得，透過這樣的否定，我才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參加了這場鬥爭。

如上所述，即使在東大鬥爭中，也把自己的菁英意識這種日常感受當作一個問題來處理，其中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意味濃厚。即使在這裡，「忠於自我，正直地活著」這件事也意味著，不會對眼前這些不正義的事情裝作沒看到。但是，這種不正義和日大的情況不同。他們所看到的不正義，並不是自己受到大學不合理的對待，而是自己在大學系統中成了高高在上的階級。因此，這兩所大學的鬥爭，儘管同樣是為社會正義的問題站出來，但是背後的理由卻有所不同。東大的學生運動者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站在加害者的立場這件事感到很憤慨，因而反覆地反省自己的狀態（最足以表達這個心態的標語就是「自我否定」）。所以在東大鬥爭之中，自己該如何活著的這個問題，可以被理解為「自我反省」。

由於日大學生和東大學生的社會定位不同，所以思想上也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自我解放與自我反省都可以說是「自我變革」，即「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中兩種不同的面向。

※本文作者安藤丈將 Ando Takemasa，1976 年生於岐阜縣，成長於千葉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澳洲國立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學院博士。現任武藏大學社會學部副教授。專業是政治社會學與社會運動論。著有Japan's New Left Movements: Legacies for Civil Society。

本文譯者林彥瑜，台大政治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雙學士，台大政研所碩士，現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