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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傑:從高雄果菜市場拆遷談談台獨的未來

梁文傑 2016年09月08日 19:06:00
高雄市十全路果菜市場一拖40年,就是因為歷任市長都要「溝通溝通再溝通」。(翻攝自高雄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臉書)

高雄市十全路果菜市場一拖40年,就是因為歷任市長都要「溝通溝通再溝通」。(翻攝自高雄果菜市場土地不義徵收住戶自救會臉書)

高雄市十全路果菜市場的拆遷案最近吵得很兇,時代力量的柯劭臻律師甚至辱罵陳菊為比「白賊義」還不如的「唬爛菊」,惹火了許多民進黨人。但社會團體與民進黨的衝突並非個案,眼下正在發生的就有台南市的南鐵東移、桃園市的機場第三跑道徵收、台中市的東豐快速道路徵收案等等。但這種衝突也不是什麼新現象。

 

台北最大的違建據落如今安在

 

現在的年輕人在經過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林森北路口的14、15號公園時,不會知道那裏曾經是全台北市最大的違建聚落,也不會知道陳水扁在1997年強力拆遷時,也是被批評為「鴨霸扁」,除了有一個住戶自殺抗議之外,還在很大的程度上導致阿扁連任失敗。當時還沒有「居住正義」這個新名詞,但抗爭者堅持的理念也差不多。他們說,『市政府所謂的「國際公園」,除了讓麥可傑克森在晶華酒店看不到窳陋住屋外,有何更為動人表現?是讓「美麗國賓」因此銷售一空,還是以人命換來「簡易綠地」面貌洋洋得意?』。

 

台北市南京東路和林森北路口的14、15號公園曾是台北最大的違建。(翻攝自維基百科,攝影:玄史生)

 

20年後,我們對上述訴求已不會當真,對14、15號公園也已視為理所當然。35歲以下的年輕人少有人知道那裏的拆遷史,但知道那段歷史的人都會對陳水扁感到敬意,即使當年批評阿扁「鴨霸」的人亦然。假設我們做民調,說把14、15號公園回復到導演萬仁在那裏拍電影「超級市民」時的樣貌,保留「老台北的記憶」和「居民的社區情感」好不好,答案絕對是一面倒的不好。光是這點,阿扁已是一個會留名青史的市長。

 

可以斷定,如果陳水扁當年沒有賭上自己市長連任之路,這塊全台北最大的違建聚落到民國一百五十年都不會有任何市長敢動。當年沒有那麼多政論節目,沒有那麼多24小時的新聞台,也沒有每個人都可發表意見放謠言的網路,市府的拆遷和住戶的抗爭行動不會大量灌進每個人的耳朶,成為每個人都知道都想表態的議題。但今天,柯文哲光是為了在市有土地上蓋公宅這麼單純的事,都要面對附近居民和市議員的抗議和干預,你想如果為了拆遷死了一個人會怎麼樣?

 

十全路果菜市場一拖40年

 

堅持理念的社會團體20年前和現在都有,社會團體和政黨的天生衝突也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媒體和網路環境的變化已經讓他們的音量放大了百倍不止。今天的政府無疑要花更多的時間和民眾溝通和協商,這也是民主社會該付的決策成本。但我們是否能接受政府雙手一攤,說如果沒有協商到百分之百同意都不做?我們是否能接受民選的政府首長不斷說「溝通溝通再溝通」,然後4年8年過去之後一事無成?高雄市十全路果菜市場一拖40年,就是因為歷任市長都要「溝通溝通再溝通」。陳菊再過兩年就要卸任,她大可學前面歷任市長,為自己留下「敦厚」的美名。但她和阿扁同樣做了不鄉愿的選擇。

 

媒體和網路增高的音量和要求是世界各國政府都在面對的問題,但誰能在堅持民主的同時不減政府的效率,那誰才能在未來的世界競爭中保持領先。我們當然有一份全球民主指標告訴你哪個國家得了多少分,但世界各國不只是在比誰比較民主,還在比誰能同時用有效率的政策提高國民的生活水準。不然的話,印度早在50年前就比台灣和韓國民主多了。即使到現在,以印度那種只要有碰到地方利益和種姓團體擺不平就要推遲決策的政治體系,從「溝通溝通再溝通」的角度來講依然要比台灣和韓國民主多了。但有誰會說我寧願生在印度,不願生在台灣或韓國?

 

印度的民主傳統已有70年。像印度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最重要的是能讓貨物和資源流通的鐵路和高速公路建設,印度內陸的赤貧和農民的作物運不出來或運價高昂很有關係。但印度多年來的土地徵收法律都規定必須要70%的地主同意才能徵收土地。一旦碰到地方上抗議,就只有擺著不做。正因如此,印度目前的鐵路總長只有6萬4千公里,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印度總理莫迪去年曾嘗試修法,改為若土地因為公共建設徵收,政府可無需滿足70%同意的條款以市場價格強制收購,同時補償給農戶每家一個工廠工作名額。但莫迪的努力終究被國會以「不民主」否決,印度未來的發展依然困難重重。試問50年後,如果印度內陸的廣大人口因為受限於交通障礙,生活水準和現在相差無幾,那又該怪誰?

 

隨時被問責但無效率

 

台灣自有嚴格的土地徵收規定,不必去看印度和中國兩個極端。但從印度的例子可以看出,光喊民主的政府是很難期待的,在國際上也未必光彩,正如像中國這樣光有能力而無人權的政府也不值得歌頌。我們要的是既能「問責」(accountable),又有「效能」(efficient)的政府。威權時代的台灣政府效能很大,問責很少,所以我們努力建立民主體制讓政府能對人民負責。現在的台灣則是政府隨時都在被問責,效能卻極為低下。我們的人口是新加坡的4倍以上,政府總預算卻只比新加坡多不到4分之一,所以很多公共建設根本沒錢做。我們的各種年金快要破產,一條短短的桃園機場捷運可以蓋20年還沒通車,一條第3跑道因為土地徵收和環評的問題,最快要到2030年才有可能完工。我們似乎對這種無效率司空見慣,所有人在牽涉到自己利益時都要求「溝通溝通再溝通」,卻渾然沒警覺最快到2025年,印尼的國民所得就要超越台灣。

 

台獨的最大威脅是經濟快倒地

 

民進黨是主張台獨的政黨。台獨的精神基礎是基於對台灣民主制度的信心和驕傲,台獨的物質基礎則是台灣的經濟實力和高於對岸的生活水平,兩大支柱缺一不可。90年代,我們兩個信心都有。今天,我們依然對民主自豪,但經濟上的支柱卻搖搖欲墜。台獨理念面臨的最大威脅不是我們的民主有什麼要倒退,而是我們的經濟快要倒地。1992年時,中國的GDP只有台灣的1.5倍,人均GDP只有台灣的1/25。到了2016年,中國已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GDP是台灣的16倍,人均GDP拉近為1/3。接下來我們很難想像,一旦連印尼都要超越台灣時,台灣獨立的理念還有什麼吸引力可言。我們迫切需要的,恐怕不是一個又一個強調溝通實則怕事的政治人物,而是只要一旦符合法律程序,就真正敢為歷史負責的政治領袖。

 

※作者為台北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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