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勞工動盪風起雲湧。僅在今年的頭十周裡，就已經發生了400多起有過公開報導的罷工，是去年同期的兩倍之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政府用強硬手段予以回應：勞工維權人士被逮捕、遭毆打，只因為他們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工資。

隨著過去幾年裡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跟蹤的有報導的罷工次數激增：從2011年的不到200起，增加到2017年的1256起——這可能只是所有實際發生的罷工中的一小部分。中國政府的資料顯示，中國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的數量增長了38%，從2011年的589244起增長到2015年的813589起。

勞工運動的趨勢反映了近年來製造業活動從沿海地區向中部地區的轉移。今年，勞資糾紛最多的地方似乎是在河南、江蘇和安徽等中部省份。而且，糾紛並不只限於製造業等傳統產業。白領工人以及像電子商務和綠色科技這樣的新興經濟領域也發生了勞資糾紛問題。

今年一月，來自中國各地的數百名教師在北京集會，提請人們關注養老金和其他補貼缺失的問題；上個月，貴州省一家太陽能工廠的工人舉行了靜坐罷工，在山東和廣西，工資微薄的網約車司機舉行了抗議；二月份，河北省的醫務工作者就工資不平等和社會保險金欠繳問題進行了示威。

勞工活動人士也在用網路組織活動。2016年春，沃爾瑪(Walmart)中國員工的獨立組織「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almart Chinese Workers’ Association)對一項會讓沃爾瑪在不支付加班費的情況下延長工人上班時間的變化表示反對。活動人士使用流行的短信服務平臺微信組織了罷工，迫使沃爾瑪收回了新政策。

將罷工者視為對法律和秩序的威脅

政府對勞工爭議的默認做法，是將其視為對法律和秩序的威脅。例如，2016年，中國東北城市雙鴨山發生了得到廣泛報導的礦工罷工事件後，公安部門逮捕了30人，並以嚴重的罪名對他們進行了刑事起訴；河北的礦工和湖北的建築工人上個月被毆打，只是因為他們抗議欠薪；在廣東省，像廣東番禹打工族服務部的孟晗這樣的活動人士已被關進監獄，該服務部也被解散，這個草根組織曾説明當地工人與廠方進行集體談判。

事實是，工人們在中國的大多數罷工活動中，要求的只是廠方支付拖欠的工資和福利，以及他們進行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雖然如此，為什麼罷工的次數在增加呢？

經濟放緩讓製造商和以服務為主的企業受到擠壓。許多業主的反應是不再支付工人工資。許多公司在一夜之間停業，停業以及他們將得不到所欠工資的消息令工人們吃驚。與此同時，工人們似乎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有爭取工資及福利的合法權利。

中國繼199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後，於2008年開始施行《中國勞動合同法》，把保護中國工人的廣泛權益寫入法律，其中包括集體談判權。勞動合同法的目的是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但大企業及其政治後臺們一直不喜歡這個法律。然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5年曾要求中國唯一的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進行改革，制定出更好地代表工人的方案。

失業威脅步步進逼

專家們說，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現代化，將有500萬到600萬工人在未來幾年失業。如果歷史能提供任何指導的話，更多的失業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動盪。拒絕讓生活艱難的工人有一個表達他們不滿的合理管道的政府是在自找麻煩。隨著罷工的繼續，工人們將擴大他們的要求，並會被迫採取更為極端的做法。

通過確保工人使用他們進行集體談判的合法權利，政府可以幫助工薪家庭分享經濟增長的更多回報，從而幫助經濟實現新的平衡發展。這是美國二戰後繁榮時期的故事，強大的工會幫助擴大了中產階級。

中國共產黨應該堅持其代表工人的歷史主張。通過加強勞工保護法，中共可能會發現，提高家庭收入不僅是解決經濟增長放緩的辦法，也是解決中國更為嚴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問題的辦法。

※作者Harvey Thomlinson是小說《The Strike》的作者。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