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在海南博鼇亞洲論壇上承諾，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輿論多將之視為對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回應。不論與特朗普政府有多大關係，但在這個大背景下，習對進一步開放的承諾反映了國內外的期待。

按照開放倒逼改革的「規律」，擴大開放的後面是經濟改革提上日程。習在博鼇論壇上的演講對此著墨不多，除了承諾到年底前放寬對進口汽車的限制、重申將進一步向外國人開放金融市場，基本上是一個表態：「在新時代，中國人民將繼續自強不息、自我革新，堅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政府對深化改革還沒有達成共識？

現在未到萬不得已之時？

如果說，鑒於存在貿易戰的壓力，一些人開始相信習對擴大開放的承諾會得到落實——習本人敦促官僚隊伍對擴大開放舉措要「儘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那麼，對中國政府會真心出臺深化改革的舉措，國內外許多人包括我的很多同道，都表示懷疑。他們的看法是，政府在很多核心領域根本不想開放市場或在發展戰略上做出妥協，尤其是《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計畫。再說，即使想要開放的金融等部分領域，進一步改革會遭遇利益集團的反抗，而利益集團同這個政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利益集團本身就是政權的組成部分，不到萬不得已，中國政府不會拿利益集團開刀，而現在未到萬不得已之時。

不過，我不這麼看。如果只看習在博鼇論壇講話中關於改革的表態，可能確實得不出新東西。但如果人們關注習隨後在海南建省3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以及中國政府同時出臺的《關於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指導意見》，則也許對中國政府的改革決心會有新的看法。從中國40年的改革歷史來看，經濟特區曾經對全國的改革起到示範、引領和帶動作用。習在該講話中對海南的下一步改革開放做了詳細闡述，並宣佈將海南全省建成自由港，著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試驗區，帶動全國改革步伐。無論是擴大開放，還是將海南建成自由港，背後的機理要求，就必須改革那些有礙開放的因素，比如在政府的經濟決策和管制上。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政府擴大開放是迫不得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說，推進深層次的改革也是迫不得已，換言之，進一步的改革也到了一個臨界點上，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理解這點。

第一、經過前五年大力度的反腐，習近平建立起了巨大的權力和權威，並組建了一支能夠貫徹其意志的團隊，使得習有更多時間去關注改革的事情。同時，反腐也間接打掉了一些阻礙改革的利益集團，利於深層次改革的推進。

人們懷疑中國政府不會有真改革，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規劃，但實施起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由此導致社會對改革失望，也認定習不會有改革的決心，或者即使習想改革，但他面對社會普遍的阻力推不動。三中全會的全面改革規劃之所以落實不了，在我看來，有兩大因素：一是習的權力基礎彼時尚不穩固，權威性不夠，故而他要發動一場大規模高強度的反腐來清除反對他的力量，這使得他客觀上無暇他顧，把精力放在改革上；二是習沒有一支能夠貫徹其意志的執行團隊。十八大選出的執政團隊，很多不是他的人馬，要推進深層次的改革，會受到很大掣肘，強行推進，很可能會影響到反腐。

但現在這兩個因素基本消除，其權力和權威已經達到上臺以來的頂點，前不久的兩會又組建了習氏班子，關鍵部門都是他的人，以國務院系統為例，主管經濟決策的副總理劉鶴，兩大金融機構的掌門人易綱和郭樹清等都是改革色彩比較鮮明的人，再加上總理李克強，雖然不屬於習派，但李也被認為是主張改革的，他應該不會反對習的改革舉措。還有習的盟友、參與中美經貿關係、早年曾被譽為“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新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從習的財經班子來看，其改革色彩要比上屆強。

中國經濟發展已到了一個門檻

第二，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官方從年初就在造勢，不僅要進行隆重紀念，而且包括習在內的一些政要在一些重大場合多次重申要推進改革。比如習的首席智囊劉鶴年初在達沃斯論壇，面對眾多國際嘉賓表態稱，今年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舉措可能將超國際社會預期。改革即使沒有超預期，也應推出一些實打實的措施。習本人除在博鼇論壇外，也在中國全國人大閉幕式的講話中表示，「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在海南的講話中他特別強調，「改革又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關頭，推進改革的複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不亞於40年前。因循守舊沒有出路，畏縮不前坐失良機。」這說明，在中國政府高層，已經意識到改革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坐而論道，空談改革的重要，而是既要有決心，同時又要有行動了。假如今年拿不出改革措施，或者出臺的改革舉措讓社會大失所望，這對中國政府和習本人的信用會有很大損害。

當然，官方對改革的造勢或許僅僅是一種宣傳需要，尤其是考慮到過去十幾年官方都是一如既往地高呼改革的重要卻在具體實施時無所作為，這完全有可能。儘管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我認為，目前形勢不同，這就是我要談的第三點，即中國的經濟發展自身已經到了一個門檻，跨不過這個檻，中國政府雄心勃勃制定的現代化目標就很可能實現不了，中國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要跨過這個檻，必須向改革要動力。

對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學界有爭議。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可以跨過這個陷阱，另一些學者則指出，從其他國家現代化的歷史看，除了美歐日等早期現代化的國家以及韓國新加坡等少數新興國家成功跳出該陷阱外，其餘國家要麼到現在還沒有跨過，要麼暫時跨過後又跌入陷阱。中國改革40年了，經濟增速比日韓等同期還高，而他們用二三十年時間就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門檻，進入高收入社會，可中國到現在還沒有到這一步，以目前的經濟增速，很難跨過這道檻，即使勉強能夠達到，也有可能像拉美一些國家一樣再次跌入該陷阱。

何況，中國政府要求用15年左右時間，也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一旦中美貿易戰打起來，勢必對中國經濟有一定的衝擊，而無論是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還是跳過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實現基本現代化，沒有穩定的經濟增速與就業無疑是不行的。在此情況下，必須啟動改革，借力改革。

最後，外部環境的嚴峻壓力，也將迫使中國政府去推進過去在國際環境相對有利時不願觸動的一些深層次改革。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看，一般外部環境對中國不利時，改革開放的力度會比較大，而在順風順水時，則「懶」於改革，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八九之後的兩年治理整頓時期及之後的鄧小平南巡。中國當時的外部環境非常糟糕，經濟急劇下降，而中共黨內的保守派又試圖將中國引向極左，正是看到這種危險狀態，才有鄧小平的九二南巡，扭轉歷史頹勢，使改革開放進入一個新局面。而在過去的十幾年，由於國力的快速增長，利益集團的膨脹，改革反而慢下來了，實質性的改革舉措基本沒有。

當下中國的外部環境又處於一個不利處境。特別是中美關係，在奧巴馬後期摩擦顯著增多，特朗普上臺後，進一步變差，有中方官方學者就說，目前兩國關係感覺比2000年前後的炸館、撞機事件時還糟。儘管中國的經濟實力比20年前強大很多，而且奉行國家保護主義的發展模式，然而，一旦中美貿易戰真打起來，特別是如果擴大升級，至少在幾年裡，對中國有可能產生很大衝擊。因此，要避免貿易戰，應對可能的經濟衰退，必須重啟改革，把改革的動力激發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改革不是哪個人有意為之，而是不得不改。

關於改革的可能領域和限度問題，這會是一個長名單，但在開始階段，會以本次宣佈的擴大開放的舉措及建設自由港所急需解決的配套改革為主，其中包括財稅金融體制的改革，構建便利化營商環境的改革，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改革，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法治水準的改革，完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某些產業政策的改革。

不改革對統治的威脅更大

綜上，我認為今年中國會開啟一些多年來不曾推進或推進不下去的改革。這雖然與某個人——主要是習——的改革願望有一定聯繫，但更取決於內外環境的壓力，即所謂「形勢比人強」，不改也不行。

在改革的問題上，多數人把改革推進不下去的原因歸咎於利益集團的阻擾。誠然如此，但利益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沒辦法解決。我認為可以將利益集團分成七大類，包括中央部門、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大的民企、金融領域的買辦等。仔細分析，它們的利益訴求是不一致的，真要打破，並非太難。

有人會說，黨國或習本人就是最大的利益集團，中共為了延續統治，不可能改革，阻擾改革的不是別人，正是黨國自身。從學理言，把黨國或習看作利益集團是不對的，黨國的利益就是全中國，就好像不能說皇帝是利益集團一樣，因為普天之下，都是皇家的，利益集團只能是皇家下面的一個結構部分。

退一步講，就算黨國是利益集團，習是最大利益集團的頭目，在外部危機頻現的壓力約束下，他為什麼就不會求變？慈禧在鎮壓戊戌變法之後還不把光緒的那套變法舉措都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嗎，雖然沒有以變法的名義。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中共自身的改革，如果不能求變，如何解釋中共過去的改革？儘管今天的狀況遠未如慈禧當年惡劣，但在改革有利於延續統治的情況下，黨國和習為什麼不去做？對習這樣一個既「雄心勃勃」，一心想讓紅色統治代代傳，又危機感極強的領導人而言，在內外環境不好的條件下，雖然進一步的改革可能會對統治帶來未知的變數，但不改革對統治的威脅更大。在此情形下，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去改革求變？

※作者鄧聿文是中國獨立學者、自由寫作者、時政評論家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