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多起都市更新、土地徵收案件，在全台各地接連掀起波瀾，不只為屬於當事人的在地居民憑添生活變數，也造成了社運團體和幾處地方政府的高度緊張。2010年苗栗大埔張藥房強制拆遷案，可為衝突的最高峰，爾後還有台北文林苑引爆的王家住宅事件。這段時間，則以台南南鐵東移和高雄果菜市場拆遷獲得較多矚目。

這幾起拆遷案、徵收案，或許性質不同，地方政府處置方式不一，卻也帶出了當中同一環節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對政府的信任度，完全不具健康民主國家該有的水準，對潛藏不公平的利益掛勾且有著很深的恐懼。每一回的抗爭，除了法理上的爭議（諸如拆遷的公益性、必要性），背後其實還背負著太多關於「黑幕」的想像。它是不折不扣惡質政治文化的產物，台灣的民主便是受其拖累而耽擱前程。

我們的地方政治囿於太多的地下交易、暗盤計算，盤根錯節，亦或「共犯結構」的生態系統，造就許多遊走法律邊緣，乃至明顯觸法的行徑，卻總是無法被揪出、遏抑，但又因為那實在已然是鄰里皆知的模式手段，使得我們完全不能心安地、單純地接受因之而來的公權力行使。

例如某些地方議員究竟和選區的重大工程，無論公共建設還是財團建案有多大的牽扯，便始終處於一種難以透析的境地。我們儘管懷疑地方議員藉其身分參涉其中，在許多工程上分一杯羹，技術上卻很難掌握任何具體證明，好藉此杜絕類似情況發生。但我們又不會因為任誰都沒有白紙黑字的鐵證，就覺得台灣的地方政治會是清白明亮。

常見的說法是，凡遇到都更案、拆遷案，愈到後期妥協的當事者居民，所獲得的補償就會愈多（因籌碼愈多），進而我們會看到有地方議員莫名所以的阻擋某件都更案，似是和某些居民達成默契，卻是以拖延戰術，替自己爭取上下其手的空間，儼然司法黃牛的表現；又或者有某議員積極促成某起都更案、拆遷案，正因為他在事前已收下某建商的關照和委託，非得達成使命不可。強勢推動和強勢阻擋，都是各有所圖，諸如此類地方盛言，投射出我們的民意代表、官員要不為此疲於奔命，要不因之樂此不疲。

遺憾的是，我們很難認為這些說法只是抹黑地方政治人物的耳語傳聞。台灣的政治環境，從來也沒有徹底擺脫它的糾纏，遂使得社運團體、地方政府、利益團體，無以建構有效的對話。焦土式的抗爭和強勢催成，就變成了意見兩方唯一的交流方法。新聞焦點上我們盯著看的幾起重大爭議拆遷案、都更案，放諸全島觀之，恐怕也僅是冰山一角而已，台灣從南到北，實有更多我們根本無從防堵的黑色利益。

拆遷案、都更案的困境，也許需要更為成熟的法令，去杜絕不公義的利益交換，一如國外案例，讓拆遷戶和政府（建商）在協商過程中都退至後方，全權委由非當事人的專業人士（法律、財務）負責談判，且讓談判籌碼、代價、獲益、損失，都能在公開、透明且一致的基礎上進行，不再有出資者（或官方）向住戶「各個擊破」，將現場居民劃分為「多數利益」、「少數利益」的情況發生，同時避免有心人坐地起價，從而扭曲了諸多變革的公益性本意。

民主是正義的最佳保障，而我們不該忽略，「極致的透明」，則是民主的養分。我們珍惜社運團體的熱情，卻也寄予有更強大、更精準的力量，能為我們辨析潛伏其中，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裝腔作態，而有機會徹底解構綑綁台灣咽喉的地方暗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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